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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对着茫茫的雪原极目远眺，或深深地吸上几口清新的空气；他可以来到任何一位北京人的家里，就像是一位受尊敬的老家长那样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无忧无虑地谈天说地……但是，当他见到久违的女作家——而今的大右派丁玲的时候，他的心立即又回到了大搞阶级斗争的北京！
也就是在这前后，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大块文章《评三家村》，他一听播音员的气，再一看文章的内容，很自然地黯然自问：“这文章的矛头不是明白无误地对着北京市委吗？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下一步……”
王昆仑已经没有勇气——或者说受着党性的制约，他不敢再问下去了。
但是，他作为北京的副市长，清清楚楚地知道三家村是文教书记邓拓、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吴晗、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人的化名，凭着他的经验可知：他们三人被点名批判一定有着更大的政治背景。
换言之，这场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决非就是三家村。
为此，王昆仑怀着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告别了北大荒，又惶惶不安地回到了北京王昆仑回到北京以后，中央转发了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五人小组起草的《二月提纲》，提出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
为此广大的读者和文化、学术界的权威基于无产阶级的义愤，相继发表反驳姚文元陷害吴晗同志的文章。
1966年3月，周恩来总理为保护吴晗同志，会同北京市的一位负责同志商定，请吴晗同志到京郊昌平参加四淸。
对此，王昆仑那忐忑不安的心稍稍得以平静，似乎觉得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又恢复了！
王昆仑怀着极度低沉的心情送走了国际劳动节，天天听着调门越来越高的新闻联播，看着无限上纲上线批判“三家村”
、四家店”
的文章。
5月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北京市第书记，调吉林省第一书记吴德仟第二书记，正式宣布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解体。
接着，中央下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有名的《五一六通知》。
在此通知中，宣布撤销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葺接、具体领导“**6月2，《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从此，文化革命的黑风席卷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对此，王昆仑无论如何也跟不上这迅猛发展的政治形势了！
也就是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垮台的前后邓拓同志以死向党表明自己的赤心，和他稔熟的老舍先生也因不堪其辱而自沉太平湖，至于他听说翦伯赞等知名学者相继自杀的消息之后，他欲哭无泪，唯有怅然面壁自问：“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就在王昆仑无时无刻不在忍受文化革命之火的炼狱之时，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并于8月8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的决定》，即《十六条》。
从此，以反“工作组”
和保“工作组”
的群众斗群众的文化革命又推向了一个新的**！
正当王昆仑时时都在等着什么的时候，他接到通知：8月18日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要他准时登上天安门陪同接见。
虽说建国年以来，王昆仑几乎年年的“五和“十一”
都登上天安门，但从未像这次收到请柬后是这样的激动，因为这标志着他尚在革命之列！
同时，他还可以见到久违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负责人一并从这次接见红卫兵中也可看出中国政局未来发展的新的动向。
8月18日是一个万里无云的大晴天，加之古老的北京变成一片红色的海洋，越发显得红火和炎热。
王昆仑吃过早饭以后，怀着异样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家门，驱车到达指定的地点，又在保安人员的安排下登上天安门城楼。
往昔，在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来之前，他总是借机和相交有年的老友——或建国后才认识的同志打招呼，进行随意地交谈。
今天，他驻步天安城楼，放眼望去昔日许多熟悉的老面孔不见了就是十分稔熟的同志也一个个表情严肃，谁也没有说话的兴趣，连相见时的客套话也被沉重的点头所取代了！
为此，王昆仑也十分识趣地站在自已应站的位置上不时地和老朋友点点头或很不自然地笑一笑，等待着军乐奏起《东方红》的乐曲声。
“这不是王昆仑同志嘛……”
王昆仑自打重庆和毛泽东同志相识以来，不知见过多少次面了也十分熟悉那湘音很浓的讲话声，但唯有这次他的感觉非同一般——是诚惶诚恐还是受宠若惊？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是有点不自然地答说：
“主席，我是王昆仑。”
在王昆仑的心目中，毛泽东主席问候他一声就是最高的礼遇了！
过来人都知道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是有意保王昆仑过关。
但出他所料的是，毛泽东主席又走到王昆仑的面前，主动地握住王昆仑的手，说了如下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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