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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次重要的会议，史家称为“四方会议”
。
虽说参加四方会议的代表均是来自国民党，但他们对重新组建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以及新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分配上都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对此，朱学范同志做了如下记述：
在协商名单时，也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神认为，在一届“民革”
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名单的基础上逬行调整；第二种认为，由四个方面提出新单，重新协商。
当时，会议是由四个方面的同志组成的，大家的意见自然而然集中在重新协商新名单方面。
经过提名、协商，拿出的名单与“民革”
成立时选出的名单比较，变动很大。
但是，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必须平衡四个方面的关系。
于是大家决定，变动大一些只好多做解释工作，还是以新名单重新进行选举。
……有些同志认为会议文件上有“新民主主义”
之词句，不如改为“革命的三民主义”
，更有“民革”
本色和特点；特别是在“民革”
成立时，坚持“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
的那些同志一时思想转不过来。
为此，李济深亲自召集我们参加起草的《组织总纲的同志共同磋商，在该《组织总纲》上写明本党党员要“确认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在现阶段已与新民主主义汇流，并愿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而奋斗。”
本次“四方会议”
有不少争议，仅朱学范同志所记就有9条之多。
但是，在李济深、何香凝——还有我们的传主王昆仑同志，“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
。
对此，王昆仑十分赞成李济深的这句话：“不能只顾自己勇往直前，要照顾好自己的同伴一道前进，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王昆仑不仅是理论上的赞成，而且也是身体力行的，通过“四方会议”
的实践，把四面八方高层的国民党爱国人士团结起来，适应潮流，一道前进！
但是，在民革二次会议期间，对民革现阶段的中心任务也曾有过不同的争论。
对此，李济深主席认为：“组织形式和组织路线都应服从于革命的政治任务。
在民革成立前后的主要政治任务是对国民党军政人员起分化作用，在以中共为首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领导下，进行政治上的号召和军事上的策反，以加速瓦解国民党反动派。”
他还着重指出：“今后仍旧不能放松政治策动工作，像傅作义这样较大规模的和平起义仍有可能。
最近，黄绍竑来电，龙云来信，程潜、刘文辉也倾向和平起义。”
谭平山认为：“我们是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不是与反动集团的联合。
如果这样，对革命不利。”
还有的同志指出：周恩来很早就建议民主党派整理、发展组织的原则是“三层两类”
，以中层为主。
并进而指出：这样做是否违背了周总理的指示？陈其瑷认为：“起义将领虽是上层，民革号召在前，没有理由拒绝在后。”
张文认为：“中层为主，并非不能上层，但是以好的为主是不能通融的……”
在这场争论中，王昆仑说了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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