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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之本，在于民意；民意不张，国巧灭亡。
四方蔽塞，上下交恶；朝野络乱，寻召外侮中国今日之要图，在去专政之佘毒，得情伪之相通然后同异皆尽，举国可一。
除喁语之苛禁，扬民治之精沛，然后与情所裁，庶政渐清。
辟训政之喧夺还主人之固有，然后敌忾同仇，外侮共御。
人报敬以至诚表白于读者：凡所致力，一以发扬民意为职志，不受政治之压力，不讳言民间之疾苦；不投流俗之所好……不为宣传所蔽，转以蔽民视听；不为利害所宥，因而混淆是非。
以此片纸为民喉舌。
为了以壮（〈人报》出世的声势，王昆仑和《人报》同仁还写了一首《人报社社歌》，一度曾唱遍无锡大街小巷响彻太湖的上空。
为存史留芳，恭录如下：
前进，前逬，努力前进，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要本着天賦的权能，为着社会，为着人们。
我们要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负起伟大的使命，我们要做黑暗的明灯，我们要做迷途的南针，警示着社会，指示着人们该走的前程。
王昆仑不仅充任《人报》的精神和物质的强大的后盾而且还化名为《人报》写了不少文章，把自己的思想公诸于众，并以此影响、启迪并服务于故乡的人民。
其中《问无锡青年》、《朝鲜的光荣与中国的耻辱》等文影响较大。
他大声疾呼：“敌兵在我们的邻境，炮舰布满了沿江，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不定哪一天被敌人占领了我们的田庐，残杀了我们的兄弟。
不定哪一天被敌人暗中拍卖了我们的家园。
我们应该怎么办？”
王昆仑在故里蛰居期间，除去公幵创办《人报》之外，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想从哲学的视觉认识中国共产党，剖析中国革命，认淸自己今后奋斗的方向。
对于一个有理论素养的革命家来说，他绝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信仰，更不会随意地接受一种理论。
因此，这对王昆仑来说，闭门读书不如说是面壁思过，其灵魂深处发生变革必定是异常痛苦的但是王昆仑历经近十个月的读书思过的修身，终于在马克思主义之火的锻冶下，抛弃了过去矢志信仰的理论以及追求的所谓革命理想。
初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比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更为高明的学说。
但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否比以三民主义为革命方向的国民党好呢？王昆仑没有一一也不可能在这时得出结论。
他的直观印象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受穷苦的老百姓欢迎，并且高喊抗日救亡的口号；而昔日汀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军，业已变成新军阀蒋介石角逐天下的工具，不敢抗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王昆仑或许是一位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也或许是对国民党太失望的结果，他在这时萌生了这样的念头：只要中国共产党真心抗日就跟着共产党走！
提到共产党，王昆仑自然知道恩师李大钊等人的下场，他也不会忘记蒋介石自“四一二”
大屠杀以来，有多少共产党人死于蒋记国民党的枪下。
另外，他作为国民党的要人，也清楚有不少中共领袖人物如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叛变，给共产党——尤其是上海地下的共产党所带来的损失。
而像他这样一个曾是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分子，并积极赞成分共的国民党上层的新贵，突然转向共产党，暂且不说需要多少勇气和冒何等的危险，就说共产党又会怎样看待自己的行为呢？他再次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
王昆仑历经长时间的精神痛苦和思想斗争，遂毅然作出决定：为了危亡的祖国，为了苦难的中华民族，放弃个人的荣辱，本着朝闻道夕死足矣的先哲遗训，向共产党靠拢。
委任王昆仑同志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王昆仑接此委任状并无欣喜之感，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太子派的中坚力量，太子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自己当立法委员是顺理成章的事。
他为了尽快找到共产党，遂借此打点行囊告别无锡，去南京立法院上任了！
王昆仑虽然蛰居故乡一边潜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述，一边和乡里青年知识分子办《人报》，但他所关心的政治重心依然是中华民族的危亡。
换言之，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践踏了多少神州大地。
他步入立法院之后，很快又从孙科等决策者的口中获悉7如下触目惊心的事实：
张学良在“九一八”
事变的前夕，他曾于是年8月16日收到蒋介石发给他一通“铳电”
，内容大意谓：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
吾兄勿逕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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