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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在此新军阀混战时期，虽然出于相对静观的地位，但他依然不愿坐视蒋氏日渐强大。
为此，他对为虎做伥的胡汉民由敬仰而鄙视。
但是，当他听说蒋氏扣胡于南京之后，一种本能地反蒋情绪猝然而生，遂又在南京积极地活动起来。
这时，孙科看到胡那样为蒋卖力，竟落得如此下场，一想到自己未来的政治结局，大有不寒而栗之感！
遂决心反蒋。
恰在此时，胡汉民在软禁中“秘密传出话来，希望孙科到两广去会同胡的老友古应芬策动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另组反蒋政府。
胡并且愿意同汪精卫派合作，同蒋氏的国民党分家”
。
这时的王昆仑明知又是一场新的派系之争，但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打倒当今的“袁世凯”
，中
国才有可能抵御日本的侵略，因而他和他的再造派”
的战友们认为：“这正是我们当时求之不得的事，十分兴奋，愿意为这些反蒋的预定目标而努力。
从这个时候起，再造派，的朋友们，便一心一意地拥护孙科。
而孙科的政治影响及地位，也因扣胡之事而重要起来了。”
南下广东做什么呢？或日打出一个什么反蒋的旗号呢？西山会议派的元老们立即想到了孙中山先生曾经使用过非常会议的名字，遂以去广东召开非常会议为号召，分头串联各反蒋政治派系、失意的地方军事实力派等会首广州，召开反蒋的非常会议，并成立没在广州的国民政府。
在这一幕中，西山会议派的元老唯恐大权旁落汪精卫，有意捧太子孙科；而王昆仑等“再造派”
的中青年骨干本来就和太子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孙科在党政方面的发言权比汪精卫都大”
。
所谓权力再分配的结果也较理想：梁寒操做非常会议秘书长，钟天心做宣传部主任秘书，而王昆仑则出任《中华导报》主编。
召开非常会议的终极目的是团结反蒋，正当两广方面扯旗出兵讨蒋之际，不料突然发生“九一八事变”
。
国难当头，“使得宁、粤两方不能不谋合而对付外患了。
蒋派陈铭枢、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答应释放胡汉民、李济深、居正等人，蒋自己愿引咎下野两方先在上海开和会，然后广州结束非常会议。
汪精卫、孙科、邹鲁等人代表非常会议到了上海，同蒋派的代表开宁粤和平会议；胡汉民等人，已经自由地到了上海”
。
这个时候，王昆仑和他的朋友们“拼命拉拢胡、汪、孙三个国民党文人巨头合作……由文人大团结而制止蒋不能再独裁，谁也不再被蒋利用”
。
结果，是年年底，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失陷日本之手的东北人民强大的抗日压力下，被迫第二次下野。
而王昆仑这些被称之为太子派的骨干成员，他们所拥戴的领袖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长，在他们——尤其是王昆仑的心中，就可实现抗日救国的宏图大计了！
但是，严酷的现实再次教训了王昆仑，用当事人的话说：
“胡、汪两人当时口头上答应得很好，而实际上毕竟还是各怀鬼胎，我们在政治上又太天真了。”
王昆仑始料未及的是，蒋介石所谓的主动下野，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直言之，蒋氏下野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转移全国人民骂他不抗日的视线，借此把骂名栽到政治对手的身上；第二个目的就是利用矛盾，造成胡、汪等人的争权，并利用手中的权力逼迫孙科交权。
简而言之，蒋介石以在野之身回到故乡溪口做壁上观，静候政治对手成鸟兽散，他再重登九五之尊。
由于王昆仑对蒋氏下野估计失误，因此他对孙科掌握的行政院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对此，他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孙科当行政院长，因胡汉民不肯干，汪精卫称病住进医院，也是为了好观望一下……后来，他（孙科）也支撑不住了，如汪精卫等不是真支持。
另一原因，財政大权仍在蒋方（主要控制在宋子文的手里过去是各省市给钱，汇集上海交南京政府。
现在蒋介石暗暗下令，各省市反来向孙科的了政院要钱。
同时，0本也不允许我国东南有抗日力量，濘泊长江的日艘把炮口对准南京……不久，上海爆发了“一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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