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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概念随即被学术界所采纳。
1843年，他又出版了希腊化研究的第三部力作《希腊政治制度形成史》。
1877到1878年间，他对这三部书进行了重新修订，并合为一部再次出版，名为《希腊化史》，至此，他的希腊化时代研究的体系最终形成[4]。
正是通过德罗伊森的研究，“希腊化时代”
不仅开始真正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古典学研究的一个明确和重要的分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个时代对后来的西方历史所产生的不可或缺的深刻影响和重要意义。
可以说，如果没有希腊化时代希腊文化在地中海和东方世界的传播，就不会有罗马文明对希腊文明的继承和发扬，也不会有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基督教的产生。
正如卡特利奇所言：“正是亚历山大的征服使得中东地区希腊化，而这在后来成了强大的罗马帝国的东半部。
正是在罗马帝国东部的这片地区产生了基督教，并从那里开始传播。
但是基督教虽然产生于东方，它在某些最有政治影响的形式中却成了西方的，而它也实际上成为了西方文明的支柱。”
[5]总之，从德罗伊森以后，由马其顿人和亚历山大所开创的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不再被简单地看成是希腊文明的衰亡时期，学者们逐步认识到，希腊的文明不但没有就此终结，而且还得到了空间上的拓展，并在与非希腊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从而迎来了希腊文化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高峰。
当然，作为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开创者，德罗伊森身上也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一方面，他研究希腊化时代既有学术探讨的目的，也有为当时德国统一制造理论依据的意图。
他在研究中试图证明，只有依靠马其顿的军事和武力才能完成希腊的统一并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东方地区，这种观点正为德国完成统一后新帝国的缔造与对外扩张制造了理论上的依据；另一方面，“希腊化”
概念的提出带有十分明显的希腊中心主义的色彩，把“文明”
和“先进”
的希腊文化传播到“野蛮”
与“落后”
的东方地区的预设前提为亚历山大的东征披上了一件神圣与合理的外衣，这种看法既掩盖了东征的侵略性质和对广大被征服地区所带来的奴役与破坏，也忽视了希腊和非希腊文化交流的双向性，抹杀了东方文明对希腊化时代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希腊化时代研究的进展在德罗伊森之后的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希腊化逐渐成为古典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进入了一个著述不断、名家辈出的时代，涌现出了包括伯里、罗斯托夫采夫和塔恩在内的众多希腊化时代研究的专家。
与此同时，20世纪以来，希腊化时代的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使从前资料匮乏的状况大为改观。
除了对已有文献资料的考订和研究之外，碑铭、纸草、遗址、遗迹等考古资料的大量发现或出土也使得这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变得越来越清晰。
20世纪80年代以后，希腊化研究进入到“修正时期”
，传统的“希腊中心观”
受到了全面的挑战，包括沃尔班克、巴迪安在内的新一代希腊化史家越来越倾向于把希腊化时代的文化视作希腊—马其顿人和近东的非希腊民族共同创造的成果。
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希腊化时代”
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过程。
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虽然在很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仍存在着不少争议和分歧，但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了解和认识还是变得越来越全面、清晰和客观。
下面我们就从政治、经济方面对希腊化时代的历史特点作一些初步的总结和归纳。
二、希腊化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特点
政治制度的东方化倾向与希腊化时代的经济和文化成就相比，希腊—马其顿人对东方世界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甚至是完全失败的。
不论是希腊城邦时代的政治理念还是马其顿的君主制都没有在希腊化世界生根发芽，恰恰相反，作为征服者和统治者的希腊人却全面接受了东方世界所固有的君主专制政体和王权神化传统。
虽然希腊城邦政体的躯壳还保留在希腊人建立的众多城市中，但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是一些好看的摆设罢了；从本质上讲，这些城市已经不是昔日独立和自由的希腊城邦了，而沦为了王权和专制统治的工具。
因此，希腊化时代在政治上的特点首先表现为政治制度的东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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