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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还要看到，希腊化时代的个体手工业经济虽然拥有经营的自主权，但也必须像耕种土地的人那样向国王和国家缴纳各种各样的税收，国家对经济事务的监督、管理和控制是十分严格的，而这种情况又是从前的希腊所不曾有过的现象。
商业在希腊化时代，与农业和手工业相仿，商业和贸易也是一个大发展的时代。
实际上，这些经济门类之间存在着一种连锁效应，正是由于农产品的丰富和产量的提高，才为手工业活动提供了更多的原料、市场和增长的空间，而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发展又必然会刺激商品交换和转运贸易的繁荣。
因此，希腊化时代的经济生活得到了一种整体和全面的提升。
虽然商业活动也受到政治状况的种种影响和制约，但还是具有一定的独立和自由发展的空间。
应该说，早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希腊和腓尼基的商人就已经奔走于地中海和亚洲各国之间了。
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由于陆路和海路交通变得更为通畅，希腊化世界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趋向对本来已经十分频繁的东西方贸易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相比，希腊化时代的经济的一体化更为成功，成效也更为显著。
正如杜丹所言：“虽然亚历山大的各个继承人的王国之间划分成各自的区域，没有按照亚历山大的计划，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但是各区彼此之间仍保持着日常和经常的联系。
希腊文明超过了由久远和光荣的过去所遗传下来的一切民族文明或地方文明，在每一个领域中，它都是一个统一的要素。
所以，我们可以把整个希腊世界当作一个经济的整体，无疑的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但是它的一切部分是互相联系着的。”
[7]因此，“希腊化时代的商业活动包括一个很广大的范围，这比希腊人在他们的扩张和殖民强国时代所能统治的范围要大得多。”
[8]
商业活动最根本的任务就在于互通有无，希腊化各地之间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为商业和贸易大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和广阔的空间。
埃及以土壤肥沃、灌溉便利、盛产粮食而著称，但不出产橄榄；小亚细亚的山区适于放牧，出产羊毛，但土地贫瘠，粮食紧缺；西里西亚、高加索、黎巴嫩的山上拥有丰富和优质的木材，而尼罗河流域和巴比伦地区则完全缺乏木料。
在矿产、水产、盐业等生产领域无不表现出这种空间分布上极为不均衡的情况。
另外，劳动分工的细化和工艺技术的专业化也使得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传统的特色及优势的产业和产品，于是，“为了各种食物，为了各种原料，为了各种制造品，在生产中心或生产过剩的中心与有消费而无生产的国家或消费多于生产的国家之间，开始了商业的来往”
[9]。
除了内在的需求，商业发展的外在环境和条件也不容忽视。
希腊化时代在陆路、海路和河流交通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旧有的道路得到了拓宽和修缮，新的通道被开通，海上和陆上的探险活动蔚然成风，人类活动的区域得到了空前的扩展。
先看陆路交通。
在希腊化时代的所有道路中，最重要的就是联系地中海沿岸与周围各个地区的道路。
最北的一条是越过高加索地峡通过伊朗高原而达到黑海东岸的道路。
通过小亚细亚、塞琉古的腹地向东达到大夏和印度河上游的道路把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爱琴海沿岸各地联系在一起，这条交通线成为西亚地区最主要的交通干线。
这条道路的南北又分出了若干条交通线，因此赛琉西亚和巴比伦城成为最重要的交通中心。
对于这个地区的交通，斯特拉波在《地理学》中有着详尽的描述。
此外，从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通往叙利亚和腓尼基的道路也十分重要。
在埃及，尼罗河流域与红海沿岸之间开通了若干条道路，沿途建立了很多作为驿站的城市。
除了陆路交通之外，河流运输在东方地区一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航行十分频繁，船只可以从波斯湾的两河交汇处沿幼发拉底河而上到达巴比伦城，沿底格里斯河而上可以到达赛琉西亚城，阿拉伯的香料大多通过这条道路被运送到这一地区。
当亚历山大到达两河地区的时候，就曾采取措施恢复被波斯人破坏的航运，使巴比伦尼亚地区开凿的许多河渠得到正常的利用。
此后接管这个地区的塞琉古国王继续致力于两河河道的改良和修缮工作。
与两河相似，尼罗河既可以用作运输，也是灌溉农业的主要依靠。
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也充分认识到了河流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力修建道路和港口，尤其是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建设，使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运输达到了空前繁忙的程度。
为了完成尼罗河与两岸运河形成的水道系统，托勒密王朝还开凿了连接尼罗河与黑波利斯湾北头的运河。
这项巨大的工程开始于古代埃及，波斯国王大流士继续修建，直到希腊化时代才最终完成。
这条运河的开通使亚历山大里亚城可以完全由水路与红海相连，使地中海与印度洋相通。
在希腊化时代，陆路和内河运输的发展并没有使海路航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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