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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美德，这个道德体系的核心是正义，基础是公民个体。
正义的核心是“国家和国家利益”
，智慧的核心也是国家利益，但它以知识的形式内化为公民的主观认识，成为公民的行为准则。
勇敢和节制服从于正义，勇敢要求公民为践行正义而克服各种困难，节制则针对人的感性本性，要求人主动克制自己的本能冲动。
雅典是古希腊各邦中公民文化最发达、公民生活最丰富的城邦。
最早的公民源自雅典本地的氏族部落成员，后来外来人口不断增加，雅典实行了最早的改革，主要按照血缘原则、以一年四季将居民分为四个部落，这些部落成员成为雅典公民的来源。
提修斯实行改革时，阿提卡外来人口增加，社会矛盾复杂化，他主张建立统一政权，承诺给予人们平等的地位。
这种平等的地位可能只是给予那些氏族成员，不大可能给予那些新来者。
由此，传统的氏族成员转化成第一批公民。
梭伦改革之前，雅典社会贫富分化严重，部分人沦为“六一汉”
，这部分人当是那些公民，他们以前享有“平等”
的政治权利，但现在因为欠债而失去权利，所以对现实不满。
梭伦改革规定“不得以人身作抵押借贷”
，从法律上保证了普通氏族成员的政治权益。
梭伦改革使得雅典的公民队伍开始成为有着特殊共同利益的封闭群体。
克里斯提尼改革时规定“以村落登记为标准”
承认公民身份，这实际上利用了地缘原则，吸收一批非氏族成员或贫困化的氏族成员成为公民，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此后，一些“血统不纯”
的外邦人及其后裔通过各种途径成为雅典公民，如克里斯提尼、底米斯托克利的母亲都不是雅典人。
公元前5世纪，雅典成为海上霸主，大量的战利品、盟国贡金流入雅典，雅典公民是这些财富的直接享有者。
他们不仅免费观看精彩的戏剧表演，还可以领取观剧津贴。
雅典还把在海外强占的土地分配给公民，派遣公民驻扎盟国担任总督。
公民身份的背后是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雅典开始有意识地控制公民人数。
公元前451年，经伯里克利提议，雅典制定法律，只有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的人才能成为公民。
雅典公民人数随之大幅减少。
此后，公民资格不断被强化，公元前411年，四百人议事会强调公民必须有能力、有实力为国效劳，将公民人数限制在5000人之内。
公元前403年，雅典进一步强化公民资格，公民人数被缩减为3000人。
雅典还强化了公民登记程序，伯里克利的规定被重申，公民的父母必须具有雅典血统。
公民年满18岁之后在所在“德谟”
（村社）登记，村社成员对他们的身份和资格进行审查，审查不合格者将被拒绝。
不过，当事人可以向民众法庭申诉，申诉成功仍然可以获得公民身份。
相对于希腊世界其他城邦，雅典公民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力，他们可以广泛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担任各种高级官职，在公民大会上可以自由发言。
雅典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也更为强烈，雅典青年学习演讲术的热情很高，其目的就是能在各种公共场合发表具有煽动性的演讲，赢得支持。
同时，雅典公民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也更为强烈，雅典青年在公民登记时必须宣誓：“我决不使神圣的武器受到侮辱；我决不在战斗中抛弃同伴；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和许多人在一起，我都要保卫一切神圣的与崇高的事务；我将不是削弱而是扩大祖国的威力与荣誉；我将循规蹈矩，服从现在的政府，服从已经制定出来的和被公认的法律；假使有人企图破坏法律或是不服从法律，我决不会纵容他，我将一个人或者和大家一起因此而进行反对他的斗争；我将尊重祖国神圣的领土。”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雅典公民的经济要求、自然要求比较松弛，特别是梭伦改革禁止以人身作抵押，使得经济状况几乎不再成为公民权的限制因素；父辈、祖辈的公民身份要求在更多的时段内也不是十分严格。
所以，相对而言，在希腊世界，雅典是公民总人数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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