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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日本靠着全面学习唐朝步入了文明阶段，甚至连他们的城市建设都在亦步亦趋地模仿唐朝的长安城。
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有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几乎完全模仿了隋唐长安城的基本样式，甚至连街道的名称都有沿用。
长安城的中轴线叫朱雀大街，平城京的中轴线也叫朱雀大街；我们的宫殿叫太极宫，他们的就叫太极殿。
之所以连名称都要抄，就是为了进行完全的仿造。
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还有后来西夏的兴庆府，也几乎都是在模仿隋唐长安城。
关于日本的平城京和平安京究竟模仿的是长安还是洛阳这个问题，有个说法认为平城京模仿的是长安，而平安京除了一部分模仿长安外，还有一部分模仿的是洛阳。
但是现在的研究认为这个说法不对，它们应该都模仿的是隋唐的长安城，而没有模仿洛阳。
关于这个问题，推荐大家看一下中国社科院王仲殊先生的《试论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东半城（左京）为更繁荣》。
这本书的标题很长，但是它很有意思，里边提到了一个观点：平城京也好，平安京也好，实际上模仿的都是长安。
那么为什么后来平安京又被称为“洛阳”
，乃至于到了战国时期，各路军阀去京都都被称为“上洛”
呢？王仲殊先生认为，这跟后来日本天皇的推动密切相关。
嵯峨天皇更加喜欢洛阳，尽管平安京是按照长安城来建造的，但是他在给宫殿、城门、街道取名时，往往都采用了洛阳的名称；在他口中，也往往用洛阳来指代京城。
在他的推动之下，后来的平安京具有了越来越多洛阳化的色彩。
这座都城按照长安城来建造，后来却又按照洛阳的建筑、街道来命名，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于当时日本的影响。
日本真的很在意它在唐朝的文化地位、形象究竟如何。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个“含元殿日本使者争长事件”
。
争长，就是争座次。
唐玄宗天宝年间，正是大唐盛世最鼎盛的时候，当时日本国的使者（第十批遣唐使）来到含元殿，给皇帝祝贺新年。
在进入含元殿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被排在了东边这一列，而这一列排在最前面的外国使节来自新罗。
这下，日本的遣唐使不干了，他向唐朝官员声明说：“新罗还要向我大日本进行朝贡，可现在我们的座次竟然排在他们下边，我不干。”
当时值殿的将军叫吴怀宝，他见日本使者闹得厉害，便决定临时给他们调换位置。
吴怀宝把新罗的使者由东边的一列调到了西边，放在了西边的第二位（第一位是吐蕃），然后把日本国的使者放在了东边的第一位次上。
这下日本国的使者高兴得不得了，回去之后连忙向天皇汇报。
在他看来这是“为国争光”
的行为，但这件事在唐朝的史料当中根本没有记载。
和前面的例子一样，在唐朝人的眼里这是非常小的一件事，但在日本人的眼里，这件事大得不得了。
关于“我们怎么看外国”
，有史书为证，史书中有很多当时唐朝与少数民族乃至外国往来的记载。
而“外族怎么看唐朝”
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做到兼听则明了。
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研究突厥史离不开突厥的碑刻，在这些碑刻中，有一块著名的碑叫“阙特勤碑”
，它描述的是突厥的毗伽可汗和他的弟弟阙特勤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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