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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可能是秦汉以来中国历代封建帝王的追求和梦想。
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唐朝的开放包容就是在追求政治符号，追求政治形象。
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开放包容的气质是来自唐人骨子里的。
这是他们的历史造就的，是他们的出身造就的，也是他们的文化价值观造就的。
但唐朝文化的主流仍然是中原传统文化。
这里牵扯到史学界的一个著名的争论——隋唐文化的底蕴究竟是什么？唐长孺先生坚持认为，唐朝文化的底蕴是南朝化的，换句话说，唐朝文化最根本的基调是由保留了汉魏文化的南朝文化所决定的。
而以北大的田余庆、阎步克等先生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则坚持“北朝出口”
的说法，意思就是说北朝文化对唐代的影响更大。
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个问题在学界是不存在争论的，那就是唐朝的文化同时融合了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和中国传统本土文化。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开放政策的背后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
当时的唐朝，对外保持着足够开放的态度。
少数民族以及外国人进入长安之后，可以经商，可以出家，可以当官，可以考进士，可以成亲。
但是对于本国国民，政策就非常严格了——本国国民，无故不得出国。
这也就造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丝绸之路从汉代就已经开辟了，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我们一说起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些少数民族或者是外国人的形象，很少有汉族商人。
汉族商人当然是存在的，比如吐鲁番文书中就有汉族的商人在弓月城（今新疆伊犁地区）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商人发生贸易纠纷的记载。
但为什么胡商是主流？因为唐朝自己的国民一般无故不得出国。
所以我们就能理解，鉴真为什么去日本要“六渡”
，因为前面几次遭到了政府的层层阻挠；而玄奘取经甚至要“偷渡”
，就是因为这是一以贯之的规定，除非政府委派，否则唐朝国民是不允许出国的。
玄奘出去的时候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接受政府的委派。
之所以在他回来时为他举办那么盛大的欢迎仪式，是因为他在印度声名鹊起，并传回了中国。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出去和回来的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
此外，当时还有一个规定，虽然外国人在华可以娶华人女子为妻，但是外国人要返回本邦的话，即便作为他的妻子和孩子，唐朝国民也是不能被带出国境的。
所以，这种情况就使我们形成了一种印象：一说起丝绸之路、大漠驼铃，在我们脑海当中，牵骆驼的人就是高鼻深目的胡商。
唐朝开放包容的气质，来自它独特的历史渊源。
它对待少数民族以及外国人的政策，并不见得同样适用于本国的国民。
所以这种包容，有些地方令我们心驰神往、魂牵梦萦，有些地方也真的有它的历史局限性。
不过，相比较于中国其他的时代来说，唐朝仍然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放精神的时代。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说起唐朝文化时，会觉得那么神往。
唐人开放、包容、自信的心态，是非常受我们现代人喜爱，让我们憧憬的。
开放包容的气质，就是唐朝的时代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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