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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早的几个世纪里，东南亚人口的数量甚至更少；而水稻密集种植的地区，比如越南的红河三角洲，其人口最为稠密。
酋邦里的人们猎杀动物，采集野生植物。
而村居的人们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这意味着他们会在树林里砍伐和烧毁植物，为农作物腾出空间。
当田地里的养分耗尽时，他们就会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所以刀耕火种式的农业有时也被称为迁移农业。
无论他们是种植庄稼，是狩猎、采集，还是兼有两者，东南亚人都习惯于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组装和拆卸临时房屋，这些房屋通常建在桩子上，高于地面。
担任王室顾问的印度传教士，通常通晓梵语、泰米尔语和其他印度语族语言。
他们引进印度字母表，教当地领导人如何记录送给寺庙的礼物，以及如何与其他领导者通信。
文士们有时用梵语或泰米尔语刻碑文，有时用印度字母来记录当地语言的发音。
这些碑文是关于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资料来源。
早期学者多把印度文化进入东南亚的过程仅仅描述为是印度主动传入的结果，但事实上，许多东南亚统治者决定了接受印度文化的哪些方面。
和公元1000年其他地方的领导者一样，东南亚的领导者们选择皈依一种普世宗教，以增强自己的权力。
佛教和印度教都有很多王室信徒。
尤为吸引人的是佛教理想中的转轮圣王。
它在北亚的草原民族（如契丹人）中很受欢迎，在东南亚也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对转轮圣王的崇拜并不局限于佛教徒，印度教徒也相信那些有才能的领导者之所以能够统治大片领土，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神的支持。
人们接受了这些新宗教，并修建了一些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纪念性建筑，包括爪哇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印度坦贾武尔（Thanjavur）供奉湿婆神的布里哈迪斯瓦拉神庙（Brihadisvaratemple），以及柬埔寨的吴哥窟（AngkorWat）。
这些宗教遗址的规模及其美丽至今仍令人赞叹，每一个游客都想知道，这些社会是如何建造如此壮观的建筑的。
我们把这些发展出各自独特管理模式的社会称为“神庙国家”
，因为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十分重视仪式，且“神庙”
在组织大型活动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神庙国家的统治者通常是凭借智谋，或在战争中击溃对手来掌权的，但一旦掌权，他们就不完全是依靠武力来治理国家了。
这些统治者鼓动臣民，希望臣民能把他们与佛教、印度教的主要神祇联系在一起。
为了实现转轮圣王统治的理想，君主们会向神庙奉献礼物和土地，而臣民也经常会看到他们的统治者在神庙里举行仪式。
由于这些神庙国家严重依赖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和施展权术的能力，所以它们的势力范围波动很大。
当神庙国家的统治者强大时，它们的势力范围也就扩大了，能向更远的庙宇赠送礼物，并接受来自遥远王国的统治者的贡品；还能召集大批军队，并派遣海军远渡重洋。
但当统治者软弱时，它们的势力范围就会缩减。
因而，这些国家往往会像气球一样膨胀和收缩。
在公元1000年左右，一些神庙国家的地位尤为重要：三佛齐国（SrivijayaEmpire）位于苏门答腊岛南部，在新加坡正南方约500公里，今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巨港（Palembang）附近；位于印度南端的注辇国（Cholas）在公元9世纪晚期获得了该地区的统治权；柬埔寨吴哥王朝（AngkorDynasty）的国王们修建了著名的吴哥窟，他们往往比三佛齐国王、注辇国王统治得更为长久。
公元600年至公元700年间，在马来水手航行至马达加斯加岛的同时，三佛齐国崛起。
三佛齐国的繁荣得益于其临近马六甲海峡的地理位置。
在公元350年之前的某个时候，由阿拉伯半岛航行至中国的船只发现了一条新航线。
发现新航线以前，这趟旅程需分为两个阶段来完成，人们先把船停在今泰国地区，用陆运的方式，运送货物穿过克拉地峡（theIsthmusofKra），然后再装上开往中国的船只。
公元350年后，船主们开始全程海运，不需要再承担陆运货物带来的损失。
新航线经过马六甲海峡，船只需要在那里停泊六个月，等待季风的改变。
尽管等待过程很乏味，但船员们不需要卸货后从陆路运输货物，也不需要重新装货。
我们从一个叫义净的中国僧人那里知道了航线的改变，公元671年，他沿着这条航线去往印度（在公元7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去过几次）。
义净经马六甲海峡，在中国和印度间旅行，这个事例提醒我们，商人并非该地区来往于不同港口的唯一人群。
僧侣们周游各地，有时是为了能拜名师为师，有时是为了回应统治者的邀请。
这些佛教徒的修行包括了密宗的咒语、仪式和开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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