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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将中国的陶瓷运往东非，而关于东北非的信息在新航线开辟伊始就传到了中国。
段成式（卒于公元863年）对今吉布提（Djibouti）东部的柏培拉海岸（theBerberacoast）非常了解，他简单地描述了当地的奴隶贸易：“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
他补充说，该地区还出口象牙和被用作定香剂的龙涎香。
一些流行于广州港口的虚构故事，讲述了来自东南亚或非洲的黑奴的故事：这些人是游泳健儿，被认为拥有神奇的力量。
宋朝之前的唐王朝从未对进口商品实行国家垄断，唐朝在广州设市舶使以征收关税，这些就发生在段成式撰写上述文字之时。
唐朝的贸易政策包括检查抵达的外国船只；设有负责贸易的朝廷官员（通常是宦官），这些官员会挑选出他们想上缴给朝廷的东西（一名阿拉伯人声称，他们拿走了每艘船30%的货物），并允许商人出售剩余的货物。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后，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所有割据势力都有自己的统治者。
当黄巢军队对穆斯林发动袭击，迫使许多外国商人离开广州之时，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停摆了。
在公元1000年以前，往来于伊斯兰世界、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的船只，大多是东南亚制造的独桅三角帆船或拼板船。
在印度尼西亚印丹港（Intan）附近沉没的一艘拼板船向我们提供了公元10世纪初中国与东南亚贸易开始复苏时的珍贵资料。
这艘印度尼西亚制造的船从勿里洞岛驶往爪哇西北部，船上载有大量贵重金属，包括金币、145枚中国铅币（有些铸币日期为公元918年）、马来半岛制造的锡币、金属佛像（它们将被熔化，制成硬币）、锡锭和铜锭，最后还有大约190公斤的银锭。
从印丹港沉船上获得的白银的数量惊人，几乎相当于中国最高产的银矿山的全年产量。
银锭上的文字显示了它们的用途：一个地方首领很可能是为了购买东南亚的香料，而通过税务机构发行了这些银锭。
大约在公元970年，又有一艘船沉没在爪哇海岸，沉没地点靠近今井里汶（）。
这艘拼板船长约30米，载有60万件瓷器（几乎全是中国瓷器）。
井里汶沉船的运载能力估计在200吨至270吨之间。
想象一下这些船只每年多次往返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规模在公元1000年之前是多么大。
随着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复苏，中国的造船技术开始提高，中国制造的帆船在海上贸易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冶金学家在炼制铁丝和制造磁针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他们将磁针漂浮在水面上，由此发明了一种船用指南针，使中国的海员能够找到指北的磁极。
其他的导航仪器，如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被广泛使用的星盘，只在天空晴朗时才有用；而指南针则适用于各种天气，这赋予了中国航海家巨大的优势。
中国的造船工人也用铁钉把木板钉在一起，他们的船有单独的客舱和货舱。
舱壁和水密舱增加了船只的浮力，使之更能经受得起风暴。
如果船发生了泄漏，受影响的也只是船的一部分，而不是整艘船。
而在同样的情况下，无论是独桅三角帆船还是拼板船，其整个船身都会受到影响。
著名旅行家伊本·巴图塔（他曾观察到有600名女奴穿越撒哈拉）对中国船只的优势赞不绝口。
在独桅三角帆船上，所有的乘客都聚集在甲板上；而在中国船只上，乘客们可以待在由木墙隔开的船舱里。
伊本·巴图塔喜欢中国船只提供的实实在在的私人空间。
有一次，他坚持要把自己的财产从一艘大船转移到一艘较小的中国船上，这样他就可以享受随行的几个小妾的侍候。
公元960年前后，中国船只在海上运输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其时正值宋朝建立，宋朝皇帝继续接受周边国家的朝贡。
朝贡制度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在朝贡制度下，邻近国家向中国皇帝赠送礼物（通常是当地产品），而中国皇帝也会回赠礼物（通常是丝绸纺织品）。
宋朝建立之初，朝廷就派遣官员到东南亚国家招募朝贡使团。
宋朝的使节们用填空表格的方式，记录了统治者的名字、其国家的名字及其期望得到的礼物。
由于宋朝想利用朝贡制度获得威望，在许多情况下，中国皇帝赠予的礼物要比贡品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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