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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没药一样，它燃烧时会散发出一种令人愉悦的强烈香味。
这种从中东转向东南亚的采购模式，表明产品的替代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中间商一直在寻找更低价的商品采购地。
樟脑是另一种在中国有很大需求量的独特产品，因为它的结晶形式可以驱虫，同时它也是一种强效的减充血药物，甚至可用于制造极好的防腐液。
樟脑和安息香出产于苏门答腊的同一地区，用同样的人工就可以收获这两种作物，用同样的船只就可以把它们运送到中国消费者手中。
乍看之下，晚期转向东南亚商品的做法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的：为什么商人们一开始时是从遥远的阿拉伯船运货物，在几个世纪后，才转向了更近的货源？毕竟从一个离中国更近的地方开始销售商品，经济收益会更高。
这个问题的答案听上去很现代：在一开始，东南亚地区缺乏可支持国际贸易的基础设施和专业供应商。
商人们需要有人来组织作物的收割、加工以及把它们运送到海岸，而停靠在海岸的船只则把它们运走。
于是，不同的人开始一起收集那些树木和树胶。
通常情况下，一组人会在高地森林收割某种作物，另一组人用小船把它们顺流运到某个港口，而第三组人则待在岸上，负责把它们装上远洋船只。
来自中国的需求的增长，直接影响了收获香木的本地居民，以及那些向港口运货的人。
在商人开始停留于东南亚以前，这些本地群体中有许多人以采集狩猎为生，他们从丛林中获取生活用品和食物，供自己使用。
但渐渐地，这些人开始深深地陷入一个复杂的准工业化的农业系统。
他们不得不全职工作，向自己从未见过的中国买家出口商品。
是的，这种情况发生在蒸汽船或电力出现以前，全球化以这种方式改变了从未离开过家园的本地居民的生活。
大约在公元900年，整个地区的贸易发展开始放缓。
对居住在中国的外国商人的攻击，当然是造成贸易停顿的原因之一。
公元879年，随着唐朝的衰落，一个名叫黄巢的叛乱者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暴乱，明确针对作为贸易主要参与者的穆斯林商人，就像不久之后在开罗和君士坦丁堡发生的反外国人暴动一样。
据记载，在广州，被杀害的外国人达8万或12万之多。
无论实际死亡人数是多少，许多穆斯林商人已决定撤出中国，一些人搬到了东南亚，他们的离开暂时中断了印度洋的贸易。
但到了公元1000年，海上贸易又恢复了。
1016年，中国将四个国家（地区）列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并允许每个国家（地区）派出最多20人的代表团。
在这四者中，中国人已经与上述阿拉伯地区、三佛齐国和爪哇做过几个世纪的生意，但第四种势力——印度南部的注辇国——是新兴势力。
1015年，即注辇王朝建立的大约半个世纪后，第一个注辇代表团抵达中国。
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注辇国的统治者和商人活跃在印度南部、泰国和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部分地区，甚至远至中国南部海岸。
注辇国是南亚最强大的王国之一，超越了印度东西海岸的其他王国，只有远在今阿富汗北部的马哈茂德的伽色尼王朝可以与之匹敌。
对水利的精心管理是注辇国成功的关键。
注辇国建造了巨大的水槽和灌溉渠道，通过这些设施将水引入农田。
王国的统治者并不是直接向臣民征税，而是要求他们将一部分水稻收成捐给统治者资助的寺庙。
统治者对低地河谷地区的控制是最强的，那里的农民在大面积灌溉的土地上种植水稻；而统治者对那些主要发展旱地农业、动物放牧或林产品采集的地区的控制则要弱得多。
注辇人是印度教的热心支持者，他们崇拜湿婆。
印度教强调寺庙里的公共崇拜以及家里的日常私人崇拜。
罗阇一世（RajarajaI）还将首都坦贾武尔的大量土地赠予供奉湿婆的布里哈迪斯瓦拉神庙。
就像加兹纳的马哈茂德在索姆纳特破坏的那座神庙一样，布里哈迪斯瓦拉神庙最深处的房间里也竖着一块林伽。
和其他统治者一样，罗阇一世通过赞助寺庙来开展外交活动。
他认为巩固与盟友关系的最好方法，就是允许盟友在注辇的领土上建造寺庙，他还通过向这些盟友出资修建的寺庙进行捐献，来表达自己的支持。
1005年，三佛齐国的统治者在纳加帕提南（Nagapattinam，注辇王国最重要的港口）建立了一座佛教寺庙，并资助了当地一座印度教庙宇。
罗阇一世和他的儿子拉金德拉（Rajendra）把来自邻近村庄的税收收入都奉献给了这些宗教建筑，它们在1467年仍然矗立着，当时，有一些来自失事船舶的缅甸僧侣在这些遗址上进行了祷告。
这些类型的宗教捐献把遥远的南亚国家与东南亚国家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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