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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在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对新鲜事物的向往。
“求新”
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即用（对拥有者来说）普通的物品换取（对其他人来说）独特、实用或有价值的东西。
维京人与美洲原住民的贸易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我们是从萨迦（冰岛人为了度过漫长冬夜而讲述的关于祖先事迹的传奇故事）的描述中了解到这些最初的交易的。
维京人登陆加拿大东北部的纽芬兰岛之后，贸易就立马开始了。
当地人带来了兽皮作为交换，维京人提供的是红色布条（另一部萨迦则称这些北欧人提供的是牛奶），这些兴高采烈的美洲印第安人把长长的红布缠在了头上。
由于布料供不应求，北欧人把布料剪得越来越短，有些甚至只有一指长。
对陌生商品的强烈渴求，使得美洲印第安人用完整的毛皮换取对北欧人而言毫无价值的布料碎片。
即使是在早期的几次交易中，新产品——红布的吸引力也已让消费者沉迷。
这就是全球化力量如此强大的原因。
消费者渴望新产品——就像当时的挪威人提供的红布，或是像今天的智能手机，而销售这些商品的人能赚取巨额利润。
商人有充分的动机去生产更多人们想购买的商品，而且他们总是试图降低生产成本。
商人提供的商品价格越低，就会有越多人购买，利润自然也会增加。
当时世界各地的情况都是如此，对新奇商品的渴望促成了两个不同民族间的初次相遇，继而导致了新路线的开辟。
大约在公元1000年，非洲-欧亚大陆和美洲各地都出现了新的陆路和海路。
这些路线使人们有可能到达此前从未踏足的地方，许多商品开始参与更远距离的贸易。
那些连接着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新路线同时也会传播疾病。
在14世纪中叶，起源于亚洲的黑死病夺去了至少三分之一欧洲人的生命。
历史上的早些时候，也曾出现过类似的疫情，不过据我们所知，公元1000年左右并没有暴发大规模的疫情（也许暴发过，但并没有记录在案）。
或许是因为公元1000年时不同地域的人们的接触太过短暂，并未出现像16世纪初引发美洲致命疫情的那种交流。
当时的欧洲人无意中传播了流感和天花，给美洲印第安人带来了灭顶之灾。
陆路和海路的扩张对经济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公元1000年，发生于某地区的事件会直接影响到生活在另一地区的人们，这是全球化的标志。
生产者开始为远方市场上的消费者生产商品。
他们为远方的消费者辛勤劳作，但他们对市场并没有控制权。
就像今天一样，贸易网络的扩张有时会引发不满和冲突。
商人们移居国外，以便管理自己的贸易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变得极为富有，这惹恼了那些没能以同样速度致富的当地人。
在君士坦丁堡，作为军事援助的交换，拜占庭皇帝授予威尼斯商人在整个拜占庭帝国进行贸易的权力，并免除了他们的商业税。
威尼斯商人从这些好处中获利，而当地商人的利益被牺牲了，由此造成的贫富差距使当地居民对居住在城市里的外国富商发起了暴动。
1182年，君士坦丁堡居民为报复奢侈无度的外国商人，在一场名为“拉丁大屠杀”
的暴动中杀死了数千名意大利商人，这就是早期的反全球化运动。
宋朝统治者在管理外商方面的表现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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