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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是最早被作为玄学文本的经典，这要归因于王弼。
我们通常认为，魏晋学术总体上是一种简约的风格，这是针对汉代的烦琐学风而言的。
这种学风的改变始于王弼，准确地说始于王弼对《周易》文本的不同解释方式。
汉代解释《周易》的模式以象数为基础，而王弼则是“扫象数归义理”
，直接回归《易传》以义理谈《易》的传统，由此改变了整个魏晋学风。
而王弼为何能用简约的方式来解释《周易》呢？这就跟《老子》有密切的关系，王弼是在对《老子》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以老子的道家思想来重新解释《周易》，从而一改两汉的风气。
由此，王弼奠定了他在玄学思潮中的核心地位，而《周易》和《老子》在玄学中的重要性也因此而体现。
因此，就玄学理论的最初建构来说，《老子》和《周易》有直接影响，这是在玄学发展的初期就有所表现的。
“三玄”
中另外一个文本《庄子》的登场则是在正始年间。
与前两本书不同，《庄子》文本的登场并不是出于理论的需要，当时的名士实际上是把《庄子》作为一种生活的样式来发展的，庄子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一种生存的选择。
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
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而秀雅好读书。
二子颇以此嗤之。
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
及成，以示二子。
康曰：“尔故复胜不？”
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
（《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向秀别传》）
从这段话来看，嵇康和吕安对于向秀注《庄子》一事是非常不认可的，认为这种注解是“徒弃人作乐事耳”
。
换言之，在嵇康他们看来，按照《庄子》去生活就够了，注解只会破坏生活境界和生活情致！
嵇康和吕安之所以对《庄子》的生活方式更为推崇，其原因就在于庄子解决了生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人在混乱的社会中怎样生活。
我们甚至可以说，《庄子》为他们营构了一个精神的世界。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庄子》进入了名士们的生活世界，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
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
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
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
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
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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