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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欲食而目欲视，有嗜欲于内，发之与外，口目求之，得以为利欲之为也。
今无口目之欲，于物无所求索，夫何为乎？”
（《论衡·自然篇》）人有口目，故有欲望；天无口目，故无欲望。
也就是说，天是自然的、无为的，天人是不同的，“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
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
（《论衡·自然篇》）。
因此，认为天是有意志、有目的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既然董氏立论之基础都被否定了，那么随之而来的灾异谴告之说，也就显得荒谬不经。
其次是对人死为鬼观念的批判。
王充对人死为鬼的坚决批判，同样也是以气化自然作为基础的。
因为人和万物一样，均是禀气而生的，那么，“物死不为鬼，人死何能独为鬼？”
（《论衡·论死篇》）都是气化运动的结果，怎么可能只有人死为鬼而其他万物不为鬼呢？王充进一步从气一元论的立场，对人的生命过程做了描述：“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
能为精气者，血脉也。
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
（《论衡·论死篇》）从气化流变的历程来看，人之生建立在精气的基础上，精气以血脉为其生理基础，“骨肉精神，合错相持，故能常见而不灭也”
（《论衡·订鬼篇》）；人死则血脉枯竭，精气无存，精神亦不能独立存在于世间。
既然生命只是一个气化的过程，人死不能为鬼，那么为什么人会有鬼的观念呢？“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所致也。
致之何由？由于疾病。
人病则忧惧，忧惧见鬼出。
凡人不病则不畏惧。
故得病寝衽，畏惧鬼至。
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
（《论衡·订鬼篇》）在这里，王充将鬼的观念的产生归结于人的疾病。
在人生病之际，由于恐惧而胡思乱想，从而产生鬼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讨论，也是颇为深刻的。
无鬼也是基于气化流行的一种必然结果，但对于王充来说，比证明无鬼更重要的是将这种观念直接作用于现实，即支持薄葬、反对厚葬，进而严厉批判当时的厚葬之风。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王充对先秦诸子的批判。
对先秦诸子的反思、批判是王充《论衡》的重要内容。
就内容而言，儒、墨、道、法、阴阳、刑名等诸家，都在王充的批判视野之内。
王充认为，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接受古圣先贤的观念而不加反思、责问，以为那些观念都是正确无疑的。
而事实上，即便是圣贤，其论述中也存在很多漏洞和错谬，应当以一种求是的、问难的态度，从具体的事实情境出发，来考论先贤论述的合理性，而不能“信师而是古”
。
用今天的话来说，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批判地接受。
《论衡》中的《问孔篇》《刺孟篇》《本性篇》对儒家的圣贤孔子、孟子的观点进行批判与责难，《非韩篇》主要从儒家的观念对韩非子进行批判，《薄葬篇》《案书篇》则涉及对墨家明鬼观念的批判。
王充对诸子的评判虽然切入点不同，但是强调以事实为根据的基点是相同的。
从这些批判中可以明显看出王充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不迷信圣贤的精神。
这种独立的批判精神，在两汉之际，尤为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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