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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儒林列传》）。
在这个背景下，经学正式产生，《周易》作为六经之一，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五经博士的设立，是这个制度的重要象征，“博士之官，昭于周末，而莫盛于汉之西京。
初设官时，不过取通古今备顾问而已，自武帝罢黜百家，专置五经，于是博士之选严，而博士之品日益尊”
[7]，五经博士自然也是包括《周易》博士在内的，据考证，汉武帝时所设立的易经博士先后为杨何、田王孙[8]。
其次，《易经》原本是卜筮之书，这种占筮功能使得《易经》在汉代的思想氛围中可以广泛流传。
自董仲舒以来，汉代思想以天人感应的谶纬迷信为基础，“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汉书·董仲舒传》）。
这种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所指向的乃是对天意的把握，而《周易》作为占筮之书，其原本的功能就是用来预测天意的，谶纬迷信的氛围进一步促进了《周易》的影响。
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撰了《纬书集成》一书，全书共分六卷八册，其中跟《周易》相关的，就有《易》类一卷（上下两册），还有河图、洛书一卷[9]，这个数量也反映了谶纬迷信的氛围对《周易》的重要影响。
最后，《周易》尤其是《易传》中以道德教化为基调的解释方式，是后来《周易》被特别推崇，以至于享有至高无上的经典地位的关键。
但是如果只是占卜的话，无法使《周易》具有后来如是重要而又特殊的地位。
从占卜向道德的转变，这是《周易》在流变过程中非常关键的转折，《易传》的出现是重要的节点。
传统观点认为是孔子作“十翼”
，这表明孔子在《周易》性质的这种转变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一点，在帛书《易传·要》中有更为清晰的表述：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
……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
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
子曰：“《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
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
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
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
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祝巫卜筮亓后乎！”
这段话的信息量极大，它至少说明了以下几个事情。
首先，孔子晚年和《易》的关系非常密切，可谓学《易》不辍；其次，孔子对占卜极为熟悉，并且占卜实践效果很好，所谓“百占而七十当”
；最后，孔子认为对《易》来说，德义重于占筮，对道德仁义的强调是孔子给《易》确定的基点，这跟《易传》中所呈现出来的思路也基本一致。
所以，《易》原本就以预测天意为目的（所谓“推天道以明人事”
），强调道德价值（尤其是通过孔子的方式确立出来），以上两点使得《周易》超越其他经典而成为“群经之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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