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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把自先秦至今日的中国哲学史，看作中国哲学精神的自我完善和展开的过程，也就是内圣外王的基本内涵不断拓展的过程，而非如前所言的几个非常抽象的时间和观念的组合。
中国哲学精神在任一时间的具体展开，都是基于内圣外王这一基本立场而形成的，尤其是表达为内圣层面的不断圆融、完善，从而为外王提供更多的选择路径。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无论是经学、玄学、佛学、道学以及理学等不同的称呼，还是不同精神倾向的内涵特质，无非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个体自我完善的需要，为个体的自我完善提供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
而中国思想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包容性，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不同思想资源的整合，这恰恰是为了更好地成就个体，使个体成为一个完善的自我。
即便是今日，中国哲学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1840年以来，思想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如果从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角度来看待，事实上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和传统上的问题是一致的，即如何才能更好地成就自己，也就是更好地由内圣而外王。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们所具备的思想资源，可能比传统时代多了很多，但是，如果站在完善自我的角度上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所有的思想资源，无非都是为了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而存在的。
这样一来，我们的基本思想方式，还是中国哲学基本脉络的延续。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6、97页。
[2]王元化：《关于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对话》，《文史哲》，2002年第2期，第6页。
[3]张颐，字真如，又名唯识，四川省叙永县人。
先后留学美国、英国、德国十余年，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以及德国埃尔朗根大学学习，于1923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以《黑氏伦理探究》（英文版）作为博士论文，通过牛津大学审查，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有“东方黑格尔”
之誉。
[4]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5页。
[5]张汝伦：《人类轴心时代的哲学——人类的基本思维跟动物是一样的？》，https:xw.qq.sid20211217A0BO9T00。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13页。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14页。
[8]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近百年的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中，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实质上，都明显受到西方的影响，削足适履的情形非常严重，这大概是很多人主张回到中国传统本身的原因。
[9]金岳霖：《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
[10]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7页。
[1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12]方东美：《生生之德：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2013年，第106页。
[13]皮锡瑞：《皮锡瑞儒学论集》，潘斌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4页。
[1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92页。
[15]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76、377页。
[16]这种实践性的概括，在对中国传统的理解中是非常普遍的，老一辈的学者如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冯契、张岱年、牟宗三等，虽然对中国哲学的具体阐释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对于实践性的基本立场，没有太多的疑议。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海外学者那里，他们对于中国哲学性质的判断，也是基于实践性这个特点的，详情可以参阅《实践的哲学：美国学界对中国哲学的一种认知》（张淼，《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第40—46页）。
[17]程颐：《周易程氏传》，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16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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