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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
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
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世说新语·任诞》）
这两个故事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刘伶的形象由此也变成了一个酒鬼。
史书中刘伶的形象非常生动，“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
’其遗形骸如此”
（《晋书·刘伶传》）。
再说阮咸，其特殊之处大概就是喝酒不拘小节。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
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世说新语·任诞》）
与猪同饮，确实是一时之佳兴。
从严格的道德立场来说，这显然是无法被接受的，但在当时人看来，未必不是一种风度的体现。
竹林名士均善饮酒，由此在中国文化史上也留下了佳话，成为后人仿效的对象。
在竹林名士看来，喝酒是精神生活的象征和寄托，他们正是在饮酒之中，发现了真正的自我精神。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从后世对竹林时期的推崇来说，嵇康和阮籍无疑都是中心，那么他们的形象有什么不同？嵇康的文章极佳，不但思路清晰，而且论点鲜明，比如《声无哀乐论》就是这样一篇佳作。
而阮籍的文章总体上没有太多的特点。
如果我们想要真正了解阮籍，最好的方式不是读阮籍的文章，而是关注其诗作《咏怀诗八十二首》，这才是最能反映阮籍内心精神世界的作品。
事实上，嵇康和阮籍的形象有根本上的差异。
当时人评价嵇康是一个神仙，嵇康的死也极为高亢，一句“《广陵散》于今绝矣”
，在中国思想史上画出了一道无人企及的优美弧线！
而我始终觉得，阮籍的形象更为深刻。
阮籍不似嵇康，他始终是一个普通人，而在那个时代，普通人想要生活下去是极为艰辛的，“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晋书·阮籍传》）。
这样的深沉哀伤，只有在阮籍的身上才能深切感受到。
竹林时期，是一个特殊又短暂的时期。
这是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造成的，在政治形势明朗（即西晋建立）之后，竹林时期也就烟消云散了。
但魏晋名士无疑在竹林时期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树立了一座丰碑，这个时代与前一个时代最大的差异在于：正始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状态催生了浮华和清谈，使得那个时代的名士高亢有余而深沉不足；而竹林时期，则是名士们在极度无奈的政治氛围中的一次华丽转身。
从思想的底色来说，前一个时期是以《老子》为基础的，而这一时期是以《庄子》为根基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竹林时期，《庄子》的思想更多地被视作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一种理论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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