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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于蒺藜，所恃伤也。
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
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
遂取之。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齐棠公死了，崔武子去吊丧，见其遗孀美貌，想纳为妾，但心中没有底，故用《周易》占了一卦，得《困》之《大过》（即《困》卦六三爻变）。
史官们认为这个占筮是吉的、可行的，也有人根据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断定，此女不可娶。
而崔武子不相信，认为一个无夫之妇无害，若有害早已让先夫（齐棠公）带走了，故纳之为妾。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时期，《周易》主要用于筮占，其目的主要就是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南。
因此，《易经》本身的占筮功用是非常明显的。
在《易传》中，这种占筮的功能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留。
从《易传》对《易经》的解说来看，《易传》注重《周易》的筮占功能，反复强调学好《周易》可以知死生之说、幽明之故、鬼神之情，可以断天下之疑、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并且明确地告诉人们《周易》是使人们顺从天意，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易传·系辞传上》）同时，在《易经》中包含了比较完整的《周易》占筮的方法——大衍筮法（见《易传·系辞传上》）。
但是，到了汉以后，《周易》的性质有所变化。
一方面它原有占筮的性质被保留下来，并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易学家们克服了大衍法的种种局限，创立了比较完备的新筮法。
焦延寿作《易林》创立焦氏筮法，其弟子京房则更胜老师一筹，对筮法进行了彻底变革，创立了纳甲法，筮法在汉代趋向完备，这种现实层面的运用，其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
另一方面，《周易》也有了新的功能，因为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尤其经过《易传》的解释和发挥，其哲理化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周易》遂成为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书籍。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易》得到了汉代统治者的青睐，由原来的卜筮之书变成了官方安邦治国、修身养性的哲学之书，成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
作为揭示大道的书，《周易》成为中国古人对天地之理体认的基础。
由此来看，历史上对《周易》性质的看法，有明显的两重性：对占筮的使用和对大道的揭示。
虽然这种两重性跟《易经》和《易传》的不同形式有关系，但也不完全是由《易经》和《易传》的特点所决定的。
如前所言，《易传》中就有很明显的占筮功能的保留和阐发。
自汉代以来，《周易》中所包含的二重性质，在社会现实生活以及思想构建的层面，满足着人们的需求，并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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