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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对外婆的看法和以前也不同了，说她“在谈到灵魂——爱情、美丽、喜悦的秘密所在——时，总是非常小心谨慎……雅科夫·舒莫夫谈起灵魂时也跟外婆一样，非常小心谨慎，三言两语，而且不太愿意谈”
（《在人间》）。
他对外婆那种逆来顺受、只知道忍耐的态度感到愤愤不平。
他说：“每次见到外婆，我从思想上对她的心灵越来越感到钦佩，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她的美好的心灵被各种童话故事所遮住了，她无法看到、也不能理解严酷现实的诸多现象和我的种种忧患，她根本不理解我的激动和不安”
（《在人间》）。
这时（八十年代初），高尔基的思想带有某种双重性；一方面，他比只知道抽象向往过好日子的落后群众的思想要高出一头，另外一方面，他自己的认识也还不甚了了。
但是他从小就善于观察生活，能够明辨是非，分得出善恶与好坏。
这也是他和那些看不到一点光明的愚昧群众的不同之处，但这点区别还不足以克服他在思想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历史和社会障碍。
他认为，“只有一个人的忍耐，其对外部环境力量的逆来顺受，才是对他的最严重的摧残”
（《在人间》）。
这种矛盾的心理正是反映了年轻高尔基所处时代的矛盾。
当时俄国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也正在形成之中；俄国社会思想界，通过“劳动解放社”
1，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缺憾是尚未和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是列宁后来完成了将二者结合起来的伟大使命。
不过这已经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了，比《在人间》足足迟了十年。
高尔基的思想在发展，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他必须做出回答，但是他一时还做不到。
他苦恼，徬徨。
他觉得：“我身上其实有两个人：一个，由于知道的污七八糟的事情太多，因此变得有些胆小怕事，畏首畏尾；生活中一些可怕的事情使他的心情受到很大的压抑，他对生活、对人们的态度开始失去信任，变得疑虑重重；对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持一种无可奈何的同情态度。
这个人向往过一种宁静、孤独的生活，终日与书为伴，离群索居，一心只想着修道院、护林人和铁路上的小岗亭，惦记着波斯和城郊某个地方守夜人的职位。
但愿身边的人能够少一些，离他们远一些……
“另一个则深受圣贤之书的高尚精神的熏陶，但眼见生活中种种可怕力量的嚣张气焰，深知这种力量轻而易举地就能够拧下他的脑袋，用肮脏的脚掌践踏他的心灵，于是，他咬紧牙关，攥紧拳头，聚精会神地进行自我防卫，生怕受到伤害，随时准备应对各种争吵与打斗。
此人敢爱敢恨，富于同情心，就像法国小说里描写的勇敢的主人公那样，话不投机，便拔刀相向，摆出战斗的架势”
（《在人间》）。
高尔基心情阴郁，怅然若失，但又不想就此“完蛋”
；他要去喀山上大学，想靠知识和科学来摆脱困境。
他相信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力量。
高尔基在《在人间》的最后一章里写道：“这时，我真想对整个大地，对我自己，狠狠地踹上一脚，使人世间的万物——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欢乐的旋风、人们节日舞蹈的带动下，快速旋转起来；他们彼此相爱，同时也爱这种为另一种生活已经开始了的美好、蓬勃、诚信的生活……”
“我在想：
“‘必须得干点什么，不然我就完了……’”
（《在人间》）。
这些话带有浓重的宣传鼓动意味，不难想象，它们在十月革命前的1916年听起来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启迪。
四
《我的大学》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22年完成的，次年发表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
它描述的是高尔基1884年夏到1888年秋的生活。
但当时写作的历史环境和政治生态已经完全变了。
作品主要是写上世纪八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和三部曲的前两部一样，《我的大学》描述的重点，仍然是作者内心思想发展的过程以及他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的态度。
革命胜利后，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部分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批判他们脱离人民、散布种种诋毁革命的悲观主义谬论。
高尔基以前在喀山和这类旧知识分子有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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