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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在地铺上，双手抱膝，久久凝视着方方的蔚蓝色的窗户，望着堆满积雪的干草棚的棚顶和寒冬天空的繁星。
画工师傅们鼾声如雷，有人在梦中叽里咕噜地嘟哝着什么，有人老在说梦话，但吐字模糊；达维多夫在吊**一个劲儿地咳嗽，正在耗尽他的余生。
屋角里，人挨人躺着许多人——卡别久欣、索罗金、佩尔申，这些“上帝的奴仆”
酒后正在酣然大睡，而那些缺胳膊少腿、面目全非的圣像正从墙边看着他们。
作坊里充满了干性油、臭鸡蛋和地板缝里的脏东西散发出来的酸臭气味儿。
“我觉得这些人真是挺可怜的！”
帕维尔小声说，“天哪！”
对人们的这种怜爱之心，使我越来越感到于心不安。
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我们俩都觉得这些画工师傅们都是好人，可是他们生活得不好，很对不住他们，他们的日子寂寞难耐，令人无法忍受。
在寒冬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大地上的万物——房子、树木——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它们大声地吼叫着，哭喊着。
远处传来了大斋节沉闷的钟声，愁闷，像沉重的铅块，如汹涌的波浪，势不可挡地充塞了整个作坊，它重重地压在人们的心上，扼杀了他们身上一切富有朝气的东西，将他们推向酒馆，拖到女人身边，把女人当成和伏特加酒一样消愁解闷、忘掉自我的工具。
在这样的夜晚——读书已经于事无补了。
于是，我和帕维尔便用自己的办法，尽量让他们开心：将脸上抹些煤灰，涂上颜料，拿麻绳当胡子，表演我们自己编排的各种喜剧，勇敢地同寂寞展开斗争，尽量逗大家发笑。
记得有一本叫《一个士兵救助彼得大帝的传说》的书，我把它改编成对话的形式，然后，我们爬上达维多夫的吊床，在那里表演，干脆利落地把想象中的瑞典人的脑袋一个个地砍下来，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大家特别喜欢看《中国鬼秦库同传奇》[234]，帕维尔扮演那个想做好事的倒霉的中国鬼，别的角色由我来扮演：男人、女人、道具、善良的鬼魂，甚至石头，即中国鬼每次做善事无果而终、灰心丧气时坐的那块石头。
看的人哈哈大笑；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么容易就能够让他们开怀大笑——如此轻而易举，反而使我感到有些不太痛快。
“喂！
两个小丑！”
他们冲我们喊道，“喂，你们两个坏蛋！”
但是，越往下演，我就越觉得，在这些人的心里，悲伤比欢乐离他们要更近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欢乐可言，而且欢乐本身也得不到珍视，它是作为遏制俄国莫名其妙烦闷情绪的手段而故意把它从后台推上前台的。
这种欢乐的内在力量是很靠不住的，它不是出于对生活的渴望自然产生的，而仅仅是因为希望活下去，又因为日子太苦而引发出来的。
因此，俄国人的欢乐，往往在出人意料和很难捉摸的情况下，能演变成为一场残酷的悲剧——这种事太司空见惯了。
一个人好好地在跳舞，好像正在摆脱加在他身上的各种锁链，可是忽然间，由于苦闷至极，他兽心大发，疯狂地向人群扑去，乱撕乱咬，见什么毁什么……
这种在外力推动下激发起来的、强颜欢笑的娱乐，对我有很大的触动，我异常兴奋，不能自已，开始叙述和表演我脑子里突然出现的种种幻想——我非常希望能够唤起人们身上真正、自由、轻松的欢乐！
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伙儿夸奖我，说我了不起，但是，那种仿佛已经被我动摇了的苦闷情绪，重新又慢慢地回来了，而且越来越厉害，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继续不断地在折磨着人们。
脸色发灰的拉里奥内奇亲切地说：
“喏，你这个人真能逗乐，上帝保佑你！”
“挺会宽慰人的，”
日哈列夫附和着说，“你呀，马克西梅奇，真应该到马戏团或戏班子里去，你准能成为一个挺不错的丑角！”
整个作坊，圣诞节和谢肉节时去过剧院的只有两个人——卡别久欣和西塔诺夫。
几位画工老师傅很严肃地建议他们到约旦河的冰窟窿[235]里去净身洗礼，洗去自己身上的这一罪恶。
西塔诺夫特别经常劝我的一句话就是：
“把一切都扔掉，学演戏去！”
然后，神情激动地向我讲述了可悲的“演员雅科夫列夫的一生”
[236]。
“是吗，竟然有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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