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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品洗涤了我的心灵，驱散了贫苦现实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好书，也懂得了它们对我的必要性。
这些书在我心中牢牢树立起一种坚定的信念：我在世界上并不孤单，因此我是不会完蛋的！”
（《在人间》）他在圣像作坊里仿佛看到了他想寻找的人，因为他们既有自己的信念，也有自己的行事原则，“我读过的书教导我要尊重那些为达到自己目标而顽强奋斗的人们，要珍视那种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人间》）。
但是他错了，错就错在他只是根据书上的抽象概念来判断他们。
而现实生活表明，这些人的信仰和原则早已陈旧过时，他把他们当作自己追求“不同生活”
道路上的知音，完全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因为“他们靠着对昔日的回忆和自己对痛苦与压迫的病态的挚爱，抱残守缺，死死固守在已经僵化了的真理的墓地旁边，但是，如果有人夺去他们历经苦难的可能，他们会感到非常空虚，他们会像风和日丽的浮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人间》）。
不过要真的明白这一点，还需要现实生活的实践和磨练，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检验，而且读的书是否有益，还要看它们是不是言之有理，是否符合俄国的国情。
这并不是说读书无用，相反，它能够发人深思，开阔视野，帮助你探讨生活的意义，反对不合理的生活秩序。
轮船上的厨师斯穆雷就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他总想从书中寻求人生的答案。
他对高尔基的影响很大，养成了后者毕生酷爱读书的习惯。
但高尔基和他不同，高尔基注意到了书和现实的联系；他发现当时有人酷爱读书，而有的人根本不感兴趣，甚至一看见书，就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
这使高尔基明白了书的巨大威力，不然神父怎么一再盘问他读过禁书没有呢；他很想知道究竟什么是禁书，最后他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是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
这说明，一切对现存制度表示不满的书都是禁书。
现实生活告诉高尔基，社会中有两种人，一种人崇尚美好，向往未来；另一种人则饱食终日，安于现状，生怕有人打乱他们舒适安逸的日子，他认为好书是争取美好未来的强大思想武器。
人们一旦接受它，就会将它付诸实施，变为物质力量。
他发现身边许多人对自己的生活境遇感到不满都是一致的。
比如，圣像作坊里的工人，他们确实对现实不满，也向往美好的未来，但是他们不知道何时以及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达到这美好的一天。
他们不明白“未来”
就是“当前”
的发展，因而对当下现实很少关心。
“对于他们来说，彼尔姆就在西伯利亚；他们不相信西伯利亚是在乌拉尔以东”
（《在人间》）。
在高尔基的思想成长过程中，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如何处理好理想和现实的关系，因为高尔基从小就崇尚理想，外婆给他讲过的故事，以及他后来遇到的诸如“好事儿”
和玛尔戈王后等，他们身上那种卓尔不群的风范气质，都使他感到肃然起敬，心驰神往，但实际又如何呢？不过想想而已，说到底，是一种自我蒙骗。
阿辽沙觉得彼尔姆轮船上那个司炉工雅科夫虽然没有“好事儿”
那么优秀，但他讲的故事却使阿辽沙想起了善良的外婆。
雅科夫究竟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好的地方是他富有个性，见多识广，爱劳动，不贪婪，心地善良，有自信心；不好的地方是他对人对事特别冷漠，一切都无所谓。
书中是这样描写的：“他讲了很多故事，我认真仔细地听，都好好地记住，但我不记得有哪一个是令人高兴的故事。
他讲的比书里写的显得更平静——在书中，我常能感受到作家的情感，他的愤怒、喜悦、忧伤和嘲讽。
司炉师傅则不然，他不嘲笑，不谴责，对什么都不生气，也不流露出明显的高兴；他说话时就像一个面对法官的无动于衷的证人，就像一个对被告、原告、法官一样漠不关心的陌生人……这种冷漠的态度使我越来越感到反感，激起了我对雅科夫的愤懑之情”
（《在人间》）。
高尔基对圣像作坊的工人师傅们也很不满意，说他们“想过好日子的愿望，不起任何作用，作坊里的生活，画工师傅相互之间的关系，毫无改变，依然故我”
（《在人间》）。
对于这些工人，《在人间》里有这样一段描述：“当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给他们听时，他们都不大相信我的话，但他们却喜欢听那些吓人的童话和情节曲折的故事；就连那些上了岁数的人，也觉得编的故事比真人真事听起来还过瘾；我看得很清楚，故事越离奇，越不可思议，幻想、虚构成分越多，人们就越爱听。
一般说来，他们对现实的生活不感兴趣，大家都在幻想未来，不愿正视眼前的贫困和丑恶现象”
（《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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