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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震惊于农村地区的重建，但更忧心于伊普尔对战争的商业化行为。
除了在商店大量出售制作的纪念品，街上的儿童还向他出售生锈的武器、头盔、手榴弹和束腰外衣的扣子。
前皇家步兵团的一名上尉回忆说：“伊普尔的布料会馆一定和尼亚加拉河一样，被列为世界上被拍摄最多的场景之一。”
小说家克里斯多福·伊舍伍在1935年11月11日前往伊普尔，去悼念他在1915年牺牲了的父亲。
伊舍伍同样被这里的粗俗所震惊。
“这个小镇确实是‘永远的英格兰’，”
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充满了肮脏的小茶馆，伪劣的纪念品和高声的叫卖。”
如果说1918年后传统的政治权威受到了严重质疑，那么随着俄国内战的肆虐与欧洲其他地区间歇性爆发的战争，艺术中陈旧的表现形式也开始被认为是不恰当的。
一种狂野的经验主义开始普遍出现在视觉艺术、音乐、戏剧和文学中。
艺术家们使用他们的刷子和油漆，就如同使用左轮手枪和炸弹。
马塞尔·杜尚给蒙娜丽莎留下了一小撮胡须并称之为艺术。
在一次展览中，他使用了一个小便池，并称其为“喷泉”
。
他说，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容易被人讨厌的对象。
作曲家谱出了灵魂充满痛苦的曲子，剧院制片人和导演们也在寻求改变世界的方法。
愤怒和暴力的情绪渗透到了艺术中。
法国诗人路易·阿拉贡因一个被摧毁的景象而欣喜若狂——“教堂和炸药轻易便堆积出了辉煌与混乱”
。
而表面上温柔的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将这些句子作为其诗歌戏剧《法官的审判》的结尾：“秃鹰在空中盘旋，飞过曾是城市的荒漠，杀!杀!杀!杀!”
战争过后，出现了一批新型艺术知识分子——介入派。
他们认为，从前被认为是泾渭分明的文字和行为开始相互融合。
知性与理智开始为人所重视。
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也许是这类人中的最佳代表人物，他是一位通过切实行动来打造自己文化形象的人。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道伤疤。”
他笔下的一个人物这样说道。
赞赏马尔罗的评论家们都将他的书称为伤痕丛书。
在这里令人兴奋的生命力超越了道德，生命也超越了善恶。
老兵恩斯特·荣格尔在他的著作《内心的斗争》中写道：“我将目光投向过路的女人，目光如同手枪一般迅速且极具穿透力，我为她们不得不露出的笑容而感到高兴。”
对他来说，战争的精神层面与物质方面一样重要。
他认为，停战协议与和平协议后，一战还在继续，或者说，战争从未离他远去。
他将创造性的破坏能量视为指引未来的灯塔。
超现实主义者安德列·布勒东谈及了“客体危机”
，但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主体危机”
同样存在。
精神分析理论对新形势的研究有着独特的作用，而弗洛伊德也成了20世纪20年代家喻户晓的名字。
尽管爱因斯坦尽量避免将他的相对论与新的艺术形式联系起来，但普罗大众并不介意这种关联。
1921年，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暗示了数学对科学的影响，并声称：“数学拯救了艺术。”
而在这一切之中，一战也像是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一样，但以一种更全面的方式，摧毁了绝对真理，让公众更容易接受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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