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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和波兰，到希望破灭的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再到面临“国家灾难”
的保加利亚和匈牙利。
后两个国家都在《特里亚农条约》和《讷伊条约》中损失了大量领土。
战争的结果和战后冲突为国家间的关系定下了基调，也为该地区的新一波暴力浪潮埋下了隐患。
在巴尔干半岛地区，特别是在马其顿和科索沃等地区，塞尔维亚和亲南斯拉夫的非法军事集团在一战中取得了胜利，作为主要国家巩固了战争期间侵略所得的领土，并且暴力镇压反抗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领土分裂的命运也影响到了另一个一战中的战败国——奥斯曼帝国。
伊斯坦布尔失去了其在中东地区的所有领土。
1919年侵略小亚细亚并首战告捷的希腊以及东部地区的亚美尼亚暴乱都威胁到安纳托利亚半岛的领土完整。
至今，土耳其青年党和民族主义者的历史也被认为是“解放战争”
（独立战争，1919—1923年），而这实际上是暴力成立民族国家的一种形式，代表着战时种族不和的延续，也是安纳托利亚排斥奥斯曼帝国基督徒和亚美尼亚人的延续。
如同其他地区一样，国家建设的进程代价高昂，尤其是该国的少数民族，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对基督教少数派的怀疑与仇视终于在1915—1916年的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中通过暴力宣泄了出来。
1919年希腊军不明智地选择入侵士麦那（今伊兹密尔），导致安纳托利亚西部发生了一场残酷的、长达三年的冲突。
最终，战争之神站在了希腊的对立面。
1922年，随着土耳其军队进入士麦那，一群奥斯曼帝国的士兵逮捕了士麦那东正教大主教赫里索斯托莫斯，这位主教公开支持希腊入侵，因此奥斯曼帝国士兵将其交给了他们的指挥官，后者又决定将大主教交给土耳其的暴民，导致这位大主教被残忍地凌辱后杀害了。
士麦那东正教大主教的惨死不过是一次为期两周的暴力狂欢的序曲，让人想起17世纪欧洲宗教战争期间对敌人的镇压。
接着，约有3万名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被屠杀，还有更多的人遭到抢劫、殴打、强奸，施暴者则是土耳其的士兵、非法部队以及当地的青少年团伙，最后他们一举焚烧了这个城市中的教徒住处。
这次大屠杀的幸存者被驱逐出了土耳其，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历史上最大的强制性人口迁移。
总共有大约90万名奥斯曼希腊人和40万希腊土耳其人，被强行安置在一个他们中大多数都从未去过的“家园”
。
遗产
1923年末，欧洲的暴力事件程度明显下降。
随着法国与比利时联军撤出鲁尔、俄罗斯和爱尔兰的内战结束以及《洛桑条约》的最终签署，“东部自1914年起就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终于得以画上句号”
。
欧洲暂时进入了一段政治和经济稳定期，一直持续到大萧条时期。
然而，到了1923年，仍有许多没有彻底消失的文化，包括暴力言论、统一政治以及街头斗殴。
准军事主义仍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政治文化的一个中心特征，包括各种运动，如德国的冲锋队或救世军、意大利的黑衫党、罗马尼亚铁卫军、匈牙利十字军、克罗地亚乌斯塔沙、莱昂·德格雷勒在比利时发起的雷克斯运动以及法国的火十字团。
尽管在大萧条之前，这些运动就没能取得后续的进展，但他们已经深深扎根于战后时期的动**局势中。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阿塔蒂尔克的新土耳其，斯梅托纳、乌尔曼尼斯以及帕茨在波罗的海实施的统治，这些准军事活动都对各自国家的成立贡献不小，也经常被视为新“准军事国家”
的起源，这些国家很快中止了中东欧短暂的民主政治。
再者，战后时期更重要的遗产是，人们认识到需要在乌托邦新社会出现之前清理团体中的外来因素，以铲除那些被认为对团体平衡有害的人。
这一信念强有力地构成了1917年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欧洲激进政治和行动的共同信念，特别是在那些对战争和战后冲突的结果感到沮丧的国家。
无论对这种政治理念进行怎样的阐释，这种单一纯粹的团体政治不论在农民的梦想里，还是工人的抱负中，抑或是人民公社的官僚模式中，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它对于理解暴力循环问题至为关键，它也解释了在1917年后30年的欧洲为何发生了如此多的暴力动乱。
在此期间，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暴力活动的参与者们遵循了一个一战后诞生的逻辑：像一战时那样，利用军事手段击败敌方军队并对被征服者提出要求（无论多么严厉）都不再是战争的目标，将那些阻止新乌托邦社会建立的人消灭殆尽，才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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