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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政治暴力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虽然一战本身为政治的残酷化奠定了基础，但对于俄国及其大多数人来说，1917年的革命及之后的内战成为改变其生活轨迹的重大事件。
暴力冲突现在已内在化和普遍化。
在随后的几年里，红军招募了多达500万人（其中超过70万人死亡），大约100万人被征入白军，伤亡可能高达22.5万人。
此外，足有130万人因为苏联镇压反革命运动而死去，另有10万人因为白色恐怖而死去。
据估计，疾病肆虐下，有200多万人因病去世，其中包括28万红军士兵。
罗曼诺夫王朝的领土上几乎所有地方都在爆发内战，战事的残酷令人难以想象，而且没有道德的约束。
虽然暴力行为并没有针对性，但是犹太人却经常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在整个罗曼诺夫的领土上都是如此。
因为俄国革命中犹太人较为强大，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很快污蔑称1917年革命是犹太人的阴谋。
最初是俄国白军利用这一谬见做宣传招兵之用，他们试图组织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布尔什维克在招兵时总是能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承诺（“土地、面包、解放”
）。
打出“反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
这张牌至少让白军有一些能产生共鸣的身份认同，而这很快导致整个前罗曼诺夫帝国土地上爆发了反犹太主义暴力。
在考纳斯和其他立陶宛的城镇中，犹太人受到骚扰，他们的店铺窗户被砸碎，他们的意第绪语铭文被涂抹覆盖。
俄国西部和乌克兰的情况更加糟糕，犹太人受到反布尔什维克主义人士的仇视。
仅在6—12月期间，就有10万犹太人被杀害，其中大部分是安东·邓尼金“志愿军”
的成员做的。
然而，邓尼金的部下并不是唯一专挑犹太人杀害的人，乌克兰和波兰的民族主义军和各种农民部队也加入屠杀犹太人的队伍中，通常是酗酒刺激下的屠杀行为，单在1919年的乌克兰就记录了934起类似事件。
没过多久，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最主要受益人这一说法就蔓延到了俄国境外。
事实上的确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在随后1918—1919年的欧洲中部革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括柏林的罗莎·卢森堡、慕尼黑的库尔特·艾斯纳、匈牙利的库恩·贝拉和维也纳的维克多·阿德勒，这使得这样的指责看似合情合理，甚至英国和法国的媒体也这样认为。
例如，三分之一的当代法国报纸都将布尔什维克革命归因于犹太人的影响。
而在英国，温斯顿·丘吉尔在1920年写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将欧洲大陆革命都归咎于犹太人：“没必要夸大国际上关于犹太人在开创布尔什维克主义方面的作用，也不必夸大他们在俄国革命中的实际推动作用。
但是，无神论的犹太人，他们的作用无疑是非常大的，可能远超其他所有人。”
1919年以后，伪造的《锡安长老议定书》被翻译成西欧语言，在国际上广泛流传，也更进一步地煽动了这些观点。
1921年，它被曝光纯属伪造虚构，但这也并没能扭转因此而引起的对反革命的想象力的巨大影响。
然而，反犹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缔结在欧洲不同的环境中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只在莱茵河东部（并且在易北河以东更为明显），这种“反犹布尔什维克主义”
才引发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大规模谋杀，而这直到1945年才成为欧洲历史一个非常突出且可怕的特写。
然而，尽管犹太人在反革命暴力的受害者中特别突出，但俄国内战影响了所有年龄段的人、所有社会群体且不分性别。
这场内战中爆发了如此不受限制且无差别的暴力事件，主要有几个原因：除了在意识形态动机下与广义的内部敌人进行事关存亡的斗争之外，前沙皇帝国国家建设的残酷与极度的食物匮乏也放大了这场极端暴力。
战争混乱、储备枯竭以及分配问题，造成基本物资的长期匮乏，1917年之后，这一情况更加严重，为了集体生存和个人生存，还出现了原始掠夺。
1921—1922年的饥荒波及了2200万～3000万人。
伏尔加地区和乌克兰各自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预计都有100万人左右。
有些学者甚至声称总人数能达到500万。
1917年起，饥肠辘辘的逃兵部队对农村实施恐怖统治，催生了各种农民自卫团体。
这些团体在与特别政治警察——契卡打交道时使用了极端形式的暴力，政治警察为了粉碎叛逆的农民团体而回之以暴力。
对许多现在陷入内战无节制的暴力中的人来说，一个政权如果无法保证民众安全，当地就会出现更多的自发组织，甚至出现惨绝人寰、竞相残杀的暴力方式。
在俄国革命后出现的众多暴力活动参与者中，有两个团体因为其庞大的规模而尤其突出，他们声称自己是崩溃的俄国帝国军队的继承者，是唯一合法的武器持有者：他们分别是红军和反革命的白军。
红军在正式成立之前，主要是由工厂工人、士兵和水手组成的非法军事志愿者组织，也就是所谓的赤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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