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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会和工厂主可以被看作是三个独立的实体，国家起着控制工会和工厂主之间的矛盾的作用，此外国家还可以维护公共秩序，这就是战争前自由国家的特点。
而在战争期间，正如我们所见，各国政府都迫使工会和工厂主加入了战争。
政府不仅依靠工会的官方合作，还得到了工厂主们的个人支持，其中不乏商业巨头，比如掌握德国军工生产的沃尔特·拉兹诺以及曾在英国政府大有作为的铁路大亨埃里克·格迪。
除此之外，各个工厂主协会也大大帮助了政府处理复杂的平民争斗。
此时在英国，一些大型组织也在悄然兴起，其中就包括英国工业联合会（FBI），其规模可比肩德国中央工业协会以及其他在法国和意大利类似的大型商业团体。
无论是工厂主协会还是大型商业组织，都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不认可。
它们的立场与贸易协会相同——认为与政府合作是有利的，同时还担心背叛政府会失去成员的支持。
贸易协会十分希望进行经济战争，并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
总的来说，各国政府都听取了贸易协会的意见，并尝试在一些政策问题上与贸易协会谈判以扩大双方合作的好处。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合作最终使得私人利益与国家行为相互交织和渗透。
将政府、工厂主和工会联合在一个共同框架中的努力，在德国工会和工厂主之间曾相当短暂地达成了一个协议，即所谓的《斯廷内斯—列金协议》。
这些协议预示着战后的德国政府将接受经济政策通过三方协议来制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3—1924年的大通货膨胀。
在英国，同样的努力是：1919年的全国工业会议，由总理提出了工会大会和联邦调查局接受的一些建议。
但在英国，联邦调查局主要是关注贸易政策和关税；全国工厂主联合会主要关注工资谈判，最终并没有长期合作。
尽管如此，工会和贸易以及与政府单独谈判的雇主和协会的做法，在法国和英国比战前更加安全，这代表了一种在战前自由国家中隐蔽的、鲜为人知的新形式的政治行动。
自由主义的失败
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政治制度忽左忽右的极端化，这对世界各地的战前自由派和中左派都是一个打击。
在大多数情况下，左翼会在战败的国家中占上风。
暴力革命推翻了德国和俄罗斯的君主政权，奥斯曼苏丹国屈服于凯末尔·阿塔蒂尔克的民族主义和世俗化起义。
因此，战争的集体记忆经常反映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的格言中，即战争是“革命之母”
，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对于战胜国来说，就没有这样的必然性了。
英、法两国的政权一直保持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右翼政治力量大大加强。
而意大利则对残破的和平做出了反应——完全清除了左翼势力，转变为右翼权威政体。
甚至连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打算坚持其有些摇摇欲坠的君主制，但这种君主制也同样伴随着猛烈的右翼运动。
尽管所有这些国家都在政治文化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有时还会有更多群众参与进来，但不能简单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进步”
、左派运动或民主运动混为一谈。
但在大战中消失的自由主义，不仅是20世纪初期政治的温和中心。
不论战后地区是选择了左派还是右派，他们对社会都产生了进一步影响，成了不同的政治实体。
即使是左派也搁置了国际主义。
因为政府在战争期间对经济与社会采取的责任方式与1914年之前大有不同，所以政治冲突更明显地直接集中于阶级利益和经济政策方面。
在战争的重重压力之下，国家权力变得活跃起来，这不仅是为了公民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
“革命之母”
同样孕育了作用，使战前自由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社会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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