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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认为，社会和政治上的变革就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拨乱反正，在总体上使世界上的国家、民族同时存在，共图繁荣发展。
这些看法都是自由主义的态度。
自由主义的想法，可以看成是对历史学家阿诺·迈耶曾提出的“秩序的力量”
和“运动的力量”
的一种平衡——粗略地可以区分为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向往自由贸易、言论自由，提倡保护人权。
同时自由主义也给很多人以希望——如果反动保守派的行为被严加控制，工人阶层的起义力量也会因为革命难以实现的要求而受到抑制。
很多欧洲社会有一个或多个政党，其行事原则彰显了一些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对立法的执着，灵活性的变通和响应能力共同组成了一种政府的模式，能够被政党或政权接受，然而这些政党对自由主义的其他价值观却不感兴趣。
自由主义的存在显示出能够接受多种政权形式的社会，并且希望社会的不同不会意味着破坏性的冲突。
在一些国家，自由观念在大战前深入人心，甚至影响到了右翼政党，尤其是在英国。
在德国和奥地利，没有执政希望的政党才会推崇自由主义。
而在俄国更是如此。
开放的、积极的宪政思想，只不过是首相、大臣有时讨论解决棘手问题的方法。
在意大利，自由主义不仅被视为是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屏障，也是天主教独裁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反对者，还是对立宪和世俗价值观的拥护者。
尽管这些自由主义的形式是多样化的，但它的确加速了欧洲19世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进程，它也使自由主义在与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占据显而易见的优势地位。
战争将这种优势付之一炬。
在欧洲，随处可见的是社会和政治团体的瓦解，而这是战争带来的直接的不良政治后果。
在英国，主要政治争论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后销声匿迹，这种局面至少持续了一段时间。
在没有征兵制度的情况下，男人们蜂拥志愿加入到爱国战争中来，工业中的动**局势明显减少，爱尔兰避免了内战的爆发。
另外，保守党和自由党这两大政党向小政党、工党和爱尔兰民主主义人士宣告政治休战，而这些党派大部分都遵从了两大政党。
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仅用了一句反语就概括了自己的感受：大战的爆发是他政治生涯中幸运的一笔。
法国下议院各政党的休战这一背景同样为全民拥护一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要知道，联盟在法国政治中并不罕见。
其中1914年8月的法国下议院的“神圣联盟”
内阁格外引人注目。
主要是因为除了总理，该内阁还包括勒内·维维亚尼（曾是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米勒兰（社会主义者）、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与维维安尼同为前社会主义者）和保守共和党人亚历山大·里博特。
这一政府持续至1915年10月，后由白里安组建的内阁继任。
白里安内阁既包括代表天主教利益的人士，又包括极端的反教权主义者。
尽管这一“神圣联盟”
内阁与其他的民族联合政府一样不堪一击，民族联合的思想也还是持续到了1917年。
法国和英国国家内部的政党间休战，均未坚持到一战结束，这与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经历大为不同。
意大利参战的决定仅仅由几个内阁部长就做出了，甚至未寻求军事部门的意见，更别提国民大会了。
渐渐地，战争本身就成了一种政治图谋。
乔瓦尼·乔利蒂在1903—1914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自由党首相。
1914年3月安东尼奥·萨兰德拉接替其位置，后者更右倾。
当意大利因萨兰德拉卷入战争后，乔利蒂就赢得了反对战争的代表们可观的支持，直至乔利蒂败北。
自1912年反对利比亚的战争后，乔利蒂的支持者们就被指责为不爱国，与社会主义勾结。
对此次战争，意大利民众大多不支持，不管是战争伊始，还是在1917年卡波雷托战役达到极点，奥地利对意大利造成重创的那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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