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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
诗人已丧失了他的“裘马”
了。
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
的巢父、许由，但他毕竟还是选择了另一条艰苦的道路。
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生活折磨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使他逐渐走向人民，深人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
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安史叛军中与为宫时期。
这是安史大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
在陕北，他曾经和人民一起逃难；在沦陷了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
诗人没有丧失气节，消极地等待长安的恢复，而是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只身逃出长安。
在为官期间，由于和肃宗政见不合，他仍多次获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机会。
在回鄜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种惨象，他和父老们、和送行的母亲们，哭在一起。
安史之乱，原是由统治阶级内部爆发的一次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叛乱。
由于大野心家安禄山实行民族歧视，到处烧杀淫掠，这就使得唐王朝进行的平乱战争具有维护统一、制止分裂的正义性，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历史表明：当时不仅大河南北的人民纷起抗击，白面书生也拿起了武器，“赴敌甘负戈，论兵勇投笔。”
（刘长卿《吴中闻潼关失守》）诗人畅当便是其中之一。
甚至妇女也自动参军，《旧唐书：肃宗纪》；“卫州妇人侯四娘、滑州妇人唐四娘、某州妇人玉二娘，相与敌血，请赴行营讨贼，皆补果毅。”
回纥等少数民族也出兵“助顺”
。
这说明平定安史叛乱是符合人民愿望的。
杜甫对待这次战争的态度也是积极的。
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
，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枪”
，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
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
“三别”
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公元七五九年七月，杜甫弃宫由华州经秦州、同谷，吃尽千辛万苦，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
的生活。
杜甫的弃官，并不是立意要走向人民，但实际上他从此却真是走向人民了。
在漂泊的十一年中，除了几个月的幕府生活外，他基本上是生活在人民中间的，所以说“晚憩必村墟”
、“田父实为邻”
。
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并有着深厚的友谊，这从“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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