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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如文公作文,岂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志者,识也。
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圹中,古人皆曰志。
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辞也。
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
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铭二之,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
盖自欧阳公不能辨矣。
墓志文,录者尤多,今别为下编。
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
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记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
柳子厚纪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类也。
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
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
若张子作《西铭》,岂独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几也。
颂赞类者,亦《诗?颂》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而已。
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类耳。
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
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托讽,亦谓之赋耳。
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
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
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为法。
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
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
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
哀祭类者,《诗》有《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皆其原也。
楚人之辞至工,后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
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
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
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
而遽摈之谓不足与于文章之事,则过矣。
然遂谓非学者之一病,则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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