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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勒南（ErRenan）1854年在巴黎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凯尔特民族诗歌》（ThePoetryoftheCelticRaces），其中对凯尔特人有一种更浪漫、更广泛的看法，并提出了凯尔特人和欧洲其他种族之间结构性对立的概念。
在开头的段落里，勒南将他的家乡布列塔尼与邻近的曼恩和诺曼底进行了对比。
他写道：
“当年你踏上布列塔尼的土地，一阵冷风吹来，带着模糊的忧伤，把灵魂吹向别的思绪。
树顶光秃而扭曲，色彩单调的荒野向远处延伸。
每走一步，都有花岗岩从土里伸出来，稀少的泥土根本盖不住它。
一片几乎总是阴郁的大海，用永恒的呻吟环绕着地平线。”
对他来说，这象征着布列塔尼凯尔特人阴郁的内在本性，与“诺曼人的庸俗、丰腴和繁荣”
形成对比。
他看到的这种对立存在于凯尔特西部的所有其他地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勒南的文章对马修·阿诺德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在1865—1866年在牛津大学所做的题为《凯尔特文学研究》（StudyofCelticLiterature）的系列讲座。
在最后一篇演讲中，他呼吁在牛津大学设立凯尔特研究的教席。
第一位凯尔特学教授是在1877年上任的。
当时的牛津大学并不以其决策速度而闻名。
勒南所描绘的布列塔尼的偏远对其他人来说是一种**。
布列塔尼所代表的“野**”
（laviesauvage）每年夏天吸引了大量艺术家来到这里。
阿文桥（PontAven）闻名世界（尤其是在美国人中），吸引了各国画家到来，保罗·高更（PaulGauguin）在前往塔希提岛之前也在这里待过。
到了19世纪末，偏远已经成为趣味的同义词。
对农村及其居民的“他者性”
的迷恋，已经成为一种怀旧之情。
成千上万的明信片插图都表达了这种怀旧之情，甚至连阿纳托尔·勒·布拉兹的畅销民俗学书籍的标题也是如此，如《朝圣节之地》（TheLandofPardons）、《阳光和薄雾的故事》（TalesofSunandMist）和《来自布列塔尼的老故事》（OldStoriesfromBrittany）。
勒·布拉兹很清楚布列塔尼正在退化成我们现在所说的主题公园。
1901年，他写道：
“弄几个露天的尖塔，几尊耶稣受难像，布列塔尼风笛的曲子，最好还有布列塔尼双簧管，再加上一枝或一束金雀花，一些风，一些雾，还有雨和大海，然后把所有混在一起，用力摇晃……这就是布列塔尼。”
在讲凯尔特语的国家，文化身份的建立依赖于对语言的扶持，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少数民族语言有一种自然的消亡趋势，凯尔特语也不例外。
最后一位讲康沃尔语的人死于1777年。
除某些仪式性的场合外，曼岛语也不再被使用。
其他的语言也受到了威胁，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想扶持它们。
最成功的是威尔士语。
1967年的威尔士语言法案规定，威尔士语在公国与英语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使之开始壮大起来。
在所有的凯尔特语中，威尔士语现在拥有最多的习惯性使用者。
所有学校都强制教授威尔士语，最近有一所学校甚至要求学生签署一份协议，在学校场地的任何地方不得讲英语（这是一种非常可疑的要求，肯定违反了人权）。
在爱尔兰，政府为讲盖尔语的地区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现在爱尔兰讲盖尔语的人数最多（超过100万），但仅有五分之一的人是习惯性使用盖尔语的人。
在苏格兰，赫布里底群岛仍然广泛使用苏格兰盖尔语，人们强烈希望把它作为一种活的语言来使用，但是在苏格兰的其他地方，盖尔语的使用率在稳步下降。
在布列塔尼，尽管努力维持盖尔语，但由于19世纪法国官方对同质化的渴望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其衰颓之势还没有停止，许多人认为要阻止这种趋势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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