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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这么说，在动**不安的公元4世纪，一小部分的不列颠人没有理由不向阿莫里卡航行，而这是公元五六世纪更大规模迁徙的前兆。
这些移民似乎在半岛的北部和西部定居下来，布列塔尼语的地名，如以“Plou-”
“Tré-”
和“Lan-”
开头的地名，都集中在这一带。
这些地区被称为多姆诺内（Domnonée）和科尔努阿伊（ouaille），大概是采用了这些移民原先不列颠部落领地的名字。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关于这次迁移对布列塔尼语形成的影响有很多争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长期以来认为布列塔尼语是从移民的语言中发展出来的观点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种认识：在整个罗马时期，凯尔特语一直在阿莫里卡幸存下来，后来这些定居者的到来只是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毕竟他们的语言本来就很相似。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公元5世纪和公元6世纪，在日耳曼移民定居的地区之外，大西洋地区讲凯尔特语的民族处于一种相当不稳定的状态。
他们在历史悠久的海上航线上往来频繁。
在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这导致了相当数量的人口迁移。
这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大西洋社会，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认识：他们共同的语言和传统使他们有别于外来的、主要集中在他们东部边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
这些讲凯尔特语的民族从此开始守望相助。
在罗马帝国时期，大西洋航路虽然仍然很活跃，但对商人来说，它的重要性似乎不如通往高卢北部的更方便的跨海峡航线，但是随着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在西方消亡，大西洋航线重新焕发了生机。
在地中海沉船中发现的陶器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其中包括曾经装有来自小亚细亚、埃及和北非的香油和葡萄酒的双耳细颈陶罐，来自小亚细亚和北非的精美餐具，它们散布在布列塔尼、康沃尔、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大西洋沿岸。
这些陶器反映了公元五六世纪贸易网络的活跃，但是对于这个贸易网络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我们只能猜测，这些货物很可能是由地中海的船只运往大西洋的伊比利亚港，然后从那里转移到当地的船只，向北航行。
货物有可能被不止一次地转运，最后经过高卢商人之手到达不列颠。
公元6世纪中叶以后，地中海产品的供应似乎已经枯竭，但整个公元7世纪，大西洋的贸易路线仍然畅通无阻，此时的货物中包括一件独特的灰色陶器，产于西高卢、卢瓦尔河河谷或更南边的吉伦特地区。
大多数器皿都是广口瓶，里面可能装着某种美味，但也有一些酒壶，这表明货物中可能也有来自波尔多地区的葡萄酒。
就像早期来自地中海的陶罐一样，这些公元7世纪的西高卢陶器主要分布在大西洋的凯尔特人生活区域，特别是爱尔兰海及其附近。
有一些历史文献进一步为考古分布图增添了色彩。
圣哥伦巴生活在公元6世纪下半叶的爱奥那（Iona）岛，他的传记中提到了来自“高卢人的省份”
的高卢海员，他们乘坐的是一艘巴卡（barca），可能是一种非本地船只。
他们带来了一年的葡萄酒和其他外国美食来丰富修士们的生活。
我们了解到，大约一个世纪后，一位高卢主教在不列颠西部的某个地方遭遇了海难，他最后的目的地是爱奥那岛。
毫无疑问，到达不列颠西部的外国船只与当地人进行贸易，带回当地的产品，而不列颠的船长们则会反过来进行同样的航行。
公元5世纪早期，圣帕特里克乘坐的爱尔兰船是从事猎狗交易的，而这些猎狗可能是在爱尔兰繁殖的。
公元7世纪时，我们听说爱尔兰商人来到卢瓦尔河河口以南努瓦尔穆捷岛上的修道院，来销售他们的鞋子和衣服。
从仅存的几个文本中搜集到的这些只言片语，以及被丢弃的陶器碎片的分布，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们表明了在罗马政权崩溃后的三个世纪里大西洋航线是多么重要。
正是这种贯穿沿海水域的纽带，把讲凯尔特语的沿海群体联系在了一起，而欧洲其他地区走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这不仅带来了人口的流动，如掠夺者、移民和商人的流动，更赋予了这大西洋沿海群体一种身份。
除此之外，还有对一种独特的信仰体系（修道式的基督教）的日益投入，以及一系列为其服务的、密切相关的艺术风格的发展。
爱尔兰是一个创新中心，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晚期已经在这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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