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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律法对于基层的深入掌控，上一次还是在秦朝。
除此之外，还有针对土地兼并的进一步限制，按照新行《民律》，官府分配土地的屯田户所属田地，二十年内不得买卖转移。
关内十三个布政使司以及南北两直隶境内，个人所属耕地，不得超过三百顷（关外、中南半岛、南洋地区不在此列）。
关内土地交易，数额超过百亩的，需缴纳交易税五到二十倍的兼购税。
十二月初八，改革消息传到苏州府，激起乡绅抗议，两百多人聚集府衙请命，超过五百人在知府出行时围堵进谏。
时任苏州知府郑康元本来是军中将佐，军山湖之战后重伤退役，转为文职，哪里受得了这个鸟气，动员府治县属民兵，抓了近百人，期间爆发肢体冲突，重伤数人。
十天后，离苏州不远的松江府已经开始了新一轮度田工作，开始有士绅武力抗拒。
矛盾从南京向外延伸，只是月余时间，就延伸到了整个江南，进而向全国进展。
与以往不同，在这一次政治风暴中，不再是衙门单独推行，朱由榔不再是孤军奋战。
被解放的奴籍、贱籍百姓，在制度改革中获得发展空间的新兴资本家、新官僚们，刚刚萌芽，正在茁壮成长的城镇工人，成为了自己的急先锋。
仅仅是应天府，在光烈十四年元旦以后的十五天内，就有奴籍民众主动举报的藏匿人口，私自蓄奴，违法私刑、集资等案件五百余起。
大多数乡绅们不敢直接和官府对抗，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上，他们通过收买府县官僚，只是让自家奴婢和佃农在户籍上更改，但却事实上不放人，对下，他们以更严厉的手段封锁消息，禁止奴仆交流串联，维持统治。
但有些东西，只要开了口子，就再也不可能被按住了。
当越来越多的奴籍百姓看到周边，或是亲戚，或是乡邻家发生的变化，怎么可能还静得下来，心安理得的被控制。
若是换在天启崇祯时期，或许给大户人家当佃农、奴仆也不算什么坏事。
但现在，朝廷免费在北面募民屯田，还分给种子、农具、耕牛，沿海、沿江发达的工商业所带来的旺盛用工需求，只要有人身自由，还真就不缺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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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县份上，甚至出现了不止个例的奴籍民众将违反法令的士绅捆绑送到官府法办。
在一些士绅大族根深蒂固，连当地官府都被完全渗透掌握的地方，佃户和奴婢们得不到衙门的支持，反而被士绅官府联合弹压，干脆拿起武器，与之冲突。
严重的，直接演变为波及数县的内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光烈十四年二月，来自北京的天子指示到达，要求都察院、吏部临时组织巡视组，在全国范围内的矛盾重点地区稽查督导。
这已经不再只是改革，这是一场自上而下传达，又自下而上反应的全面社会运动！
斗争不仅仅是在基层，在朝廷内部也在进行，原本在抗清战争时期，出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大量革新运动的对立面，也处于官僚系统当中。
从光烈十四年初，到“北京旨意”
要求稽查各地废奴、度田、改籍工作要求到达南京的两个月，南京各京畿衙门主动或被动撤职、辞职超过一千人。
浙江、南直、福建等重灾区，有的府县，被彻查待办的官吏超过了当地衙门的一半。
四月，朱由榔祭拜十三陵后巡视山海关，浙江金华府爆发了新法施行以来最严重的冲突事件。
金华知府对朝廷政令阳奉阴违，延缓执行政令，都察院副都御使常延龄带队的巡视组进驻杭州后，派出都察院官员入驻金华，结果被金华知府和当地士绅联手收买，并未上报。
但没想到的是，当地豪绅吴氏家中一名女婢碰巧听闻，主动逃窜，前往杭州揭发。
常延龄闻讯十分重视，要求隔日问询这名女婢，可当天夜里女婢突发疾病，死于钱塘县县衙。
常延龄大怒，杭州通判、钱塘县令革职待审。
当即上书给南京，请枢密院派兵协助，然后亲自赶往金华府。
两日后派往金华东阳县的工作队，遭遇东阳“民变”
，十一人惨死。
金华知府、都察院浙江道监察御史被革职审问，牵连出二品大员浙江布政使李若星、吏部郎中周义成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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