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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儿，不是也挖空心思想离开那地方嘛，但是他有那么多上级，那么多官谁不想进京，他能平级调动到外省煤炭系统，换个地方做官就不错了，不像我，主管单位就在京城，记者站是报社的派出机构，只要和一把手关系搞好，调北京那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单宝平想着想着，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光辉炫目，海峰，肖矿长，甚至矿务局局长，简直都不在他眼里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没有海峰给的做专题的机会，自己只是个记者，哪有资本和赵平社长拉近距离啊！
海峰借自己手中的笔和潜在资源，原本可以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但是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而自己却利用海峰的权力和地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想起来心里还有一丝丝的内疚。
但反过来想，这也正常，自己进京肯定能帮海峰办许多事情，海峰脑瓜子是多么灵性啊，他不会计较这些，他会加深跟我的关系，找我办更大的事情。
想到这儿，宝平心里感到了平衡，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这些都是自己应该得到的。
金钱、地位，虚荣心、攀比欲，让单宝平变了，他忘记了农村，忘记了井下干协议工艰难的岁月，忘记了周绪东出事的悲惨场景，他脱离了实际，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甚至采取非法的手段走捷径，总归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和海峰一样，结局证明了一切。
单宝平完全没有想到，梦总归是梦，如果把梦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望去努力追求、奋斗，是无可厚非的，但自己妄想靠投机取巧达到目的，这梦就很难变成现实。
宝平自己认为顺理成章的事，开始向与自己预料相反的方向转变。
接连的事情发生了，国家能源报社赵平社长不知道因什么原因调离报社，到一个闲职岗位上等待退休，听报社人说不撤职追究刑事责任就算他烧高香了。
此时，正赶上记者站整顿裁减人员，新来的宋社长首先拿单宝平开刀，由于宝平的人事关系没有进报社，只是个合同关系，所以就跟他解除了合同，不再是驻省站记者了。
王志胜看到宝平一直沮丧地低着头，不知道在想啥，就说：你这大记者咋成这样子了，和球在算账哩？宝平说：记者两年前已经被报社解聘了。
哦……志胜看到宝平一直不高兴的样子，猜测也许是真的。
志胜试探地问：不当记者了现在煤炭厅哪个处室上班？宝平说：没有单位了，关系还在咱矿上，一直是借调关系，到煤炭厅给《国家能源报》干活，本想着一步办到北京报社，不想经过煤炭厅再调动费二次手续，说不定还不让走，要知道是这下场，当初办到厅里现在也不会落到现在这种地步。
单宝平接着说，报社不让干记者了，省厅就停发了工资，借调关系自然就不存在了，这两年在一家广播电视报干临时工，勉强混日子。
我说宝平，既然是这样了，那你就早一天回来上班，你不说大家都不知道，不请假这么长时间旷工，劳资科除名了咋办？宝平说：我的王矿长，我哪有脸回来啊？我对不起大家，除名与不除名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在城里机会多，这几年的记者工作还认识了一些人，勉强生活能过得去，只要饿不死就行了。
志胜问：那媳妇和娃呢，听说你不是带到城里去了吗？大家都为你高兴。
宝平说：这是前一年的事情，虽然到了城里，但一直租房子，儿子已经上初中了，学习还可以，媳妇在一家公司打扫卫生，好在家里没有什么负担，就这样往前过吧。
不瞒你说，原海峰这案子，已经把我折腾得筋疲力尽，检察院把我叫回来除了交代专题片那笔款项的事，还有许多其他牵扯到我的问题，不过那些都查无实据，主要问题还在专题片上，有人举报我收了回扣，幸亏做专题片没有统一的价格标准，而且走的是报社的账，解说词是我撰写走报社账也是对的，报社的提成虽然高出规定，但有社长签字领款时，缴纳了个人所得税，程序是合法的，纪委追到报社查账，上级已经做出了调离赵平社长和解除我记者身份的处理，有了结论检察院才网开一面，不然就进去了。
所以，回来看看，肖矿长回来你们给他说一声，我就走了，没有脸再见肖矿长了。
我和志胜再三地挽留，说吃过饭再走，宝平都谢绝了。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消失在我们经常候车拐弯的十字路口，志胜和我陷入了长时间的深思之中。
田宝琪和单宝平因拍摄《腾飞的玉玺矿区》专题片紧密结合在一起，两人不同的处事方式，产生了两种完全相反的结果，也许命运往往就是这样地在折腾人，使你永远不能如愿。
田宝琪被抽调到北京配合专题的后期制作，由于工作认真能力强，本来只有二十天的帮忙，被影视出版公司看中，要借调两年到北京做全煤炭系统重点工程的专题片，煤炭部影视公司虽然是处级单位，比省煤炭厅低一个级别，但是直接归部里管，是部里的直属单位，给下面发话带有一定的权威性，看上哪个单位的人，借调过去，也是单位的一种荣耀。
宝琪没有回来就通知玉玺煤矿办理了两年的借调手续，直接邮寄到北京。
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两年没回过家，家里的地和六亩葡萄园全由春娥和年迈的父母经管。
田宝琪以别人不具备的对煤炭井下生产非常熟悉的优势，再加上很强的文字功底、认真负责的态度，得到了公司上上下下的好评，挑起了专题片解说词撰写和后期制作的重担，成为不可缺少的业务骨干。
两年借调的时间就要到期，宝琪加班加点将手头的事情尽快处理利索，急不可待地想回去帮助春娥干农活，弥补两年没有回家的亏欠，然后赶紧回矿上写手头堆积的稿子，给原海峰主任一个交代，这样也许原主任对自己能网开一面，不计前嫌，他非常清楚原海峰的心眼小，这下回来以工作回报，也许隔阂就消除了，然后再回鳌北矿看肖矿长、王志胜他们，鳌北才是我们共同的根，是自己起步的舞台。
田宝琪想着即将回去要面对的一切，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声音，肖矿长、王志胜，我想你们了。
谁知，在田宝琪打道回府的期限一天比一天临近的时候，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国家体制改革，田宝琪所帮忙的煤炭影视出版中心成为企业化公司制运行，对于长期在单位的老人员来说，由有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一下变成在市场找饭碗自负盈亏的企业，他们思想上很难接受，但对于田宝琪这些借调人员来说，反而是难得的机会。
俗话说，机会往往留给有准备的人，放在此时的田宝琪身上，再也准确不过了。
转企改制后，一些有关系的人纷纷调离，留下没有关系的也是牢骚满腹，哪有心思做业务。
一时间，煤炭影视公司成了空壳，工作到了瘫痪的边缘，只有田宝琪二十四小时吃住在单位，做前期没有做完的专题片工作。
在宝琪心里，自己是通过省厅借调来的，能尽快把活干完回去上班，给领导是个交代，自打到北京后，除了没黑没白地在办公室工作，还时不时出差，有时摄像师不够，还得扛机子到井下摄像，两年不但没有回过家，就连从小做梦都向往的天安门都没有去过，他想着尽快结束后先到天安门看一下，照个相，再赶快回矿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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