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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五队机械化开采的经验在全国煤炭系统引起了较大反响，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协议工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也使协议工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1986年3月，第一批协议工合同期满，按照当时签订合同的条款，采煤五队二十五名协议工，包括从采煤二区合并过来的十五名协议工全部轮换回农村，如果继续干，得根据本人表现重新签订合同，且明确规定，只能再续签这一期。
如果续签合同后缺员，由乡镇再补充人员。
当年鳌北煤矿“1·23”
协议工讨还医疗费事件，引起省长高度重视，确定协议工到期以15%的比例转为全民合同工，采煤五队将有六个转正名额，剩余的三十四名协议工解除或者续签合同。
在煤矿生产蒸蒸日上的大好局势下，谁都想长期干下去。
所以，转正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矿党政非常重视协议工转正工作，专门研究出台了六项标准：出勤在三百二十天以上，年龄在二十八周岁以下，班组长可适当放宽，没有违章和违反劳动纪律，没有旷工，没有违反社会治安被拘留罚款。
按照这个标准，采煤五队王志胜、王选怀、我、周绪东符合标准，姚大勇虽然年龄超了八个月，但因是班长可适当放宽标准，加上工作能力强，还有去外省参加机械化培训学习的经历，估计也没有多大的问题。
存在问题的是田宝琪，虽然现在已经上班，还是副班长，但歇工伤时间过长，还有三天的旷工，希望比较渺茫。
方案公布出来，田宝琪已经做好了回家的思想准备。
马班长去世以后，田宝琪的情绪大不如前，尽管坚决不做工伤鉴定，担心一次性结算离开煤矿，但事实证明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应煤矿井下的重体力劳动。
在此期间，田宝琪已经在老家盖了新房，下班和大伙在一起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李巧凤的饭馆帮忙，经常看到他和郭春娥走在大街上给饭馆采购东西。
假如是别人，风言风语的议论不知道传到什么程度，而在这一对孤儿寡母，先是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又失去马班长的依靠，人们投去的是可怜和同情的目光，什么色啊情啊的风流韵事，放在这娘儿俩身上，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毫无意义。
马班长一手扶持起来的小饭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兴隆，门庭十分冷落，只有田宝琪下班后进进出出地劈柴、挑水，干些男人干的力气活儿。
这天是大倒班，煤矿是早班倒夜班，下午倒早班都是紧倒，只有夜班倒下午才是大倒班，按照理论数字大倒中间能相隔二十个小时，紧倒中间相隔只有八小时，下井工人几乎都是一头沉，盼着这四十五天大倒班回去替家里干农活，正式工也借这个时间睡上一个囫囵美觉，然后和朋友喝喝酒，再重新上战场。
洗完澡后，我刚从宿舍将自行车推出来，准备回家，田宝琪进门了，说，咱到郭姨那儿吃了饭再走。
我一下愣住了，哪个郭姨？田宝琪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装糊涂，就是李嫂春娥她家的饭馆。
这样一说我更糊涂了，巧凤嫂子姓李，咋成了郭姨了，是不是饭馆转让给姓郭的了，今天开张行礼凑哄生意哩。
田宝琪说：你在故意拐弯绕话题，春娥不是姓郭，她爸不是也姓郭，李巧凤嫂子的老汉当然姓郭，郭姨难道不对吗？我纳闷道，不是咱一直都叫李嫂、李嫂的，现在咋变成了郭姨了，变姓不说，由嫂成姨了，这不差辈了？田宝琪说，那是马班长在时的叫法，没有差辈，你去就明白了。
我带着不便再追问下去的疑惑，来到了一年前我曾经熟悉，现在又是那么陌生的小面馆，这里还是一年前的陈列，桌椅板凳，就连墙上糊的《渭北矿工》报还原封不动地在那位置上，只是显得陈旧了许多，没有了马班长的高嗓门，所有的一切都感觉是死一样的沉重。
我和田宝琪进来时，姚大勇和王选怀已经坐在了桌子旁喝水，旁边还有两个不认识的人。
田宝琪像主人一样招呼我坐下，透过背影往隔着一道门的厨房望去，李巧凤嫂子忙着往锅里放肉片，一股油煎火燎的刺鼻气味，呛得人直打喷嚏。
李嫂子的脸被火烤得直流汗珠，她一手搅动锅里的肉，一手用肩上搭的毛巾不停地擦汗。
郭春娥把已经拌好的花生米放在盘子里，田宝琪到操作间帮春娥拌凉菜，不大一会儿将拌好的花生米、变蛋、酸白菜，还有一盘猪头肉端了上来，田宝琪拿出来三瓶早已经准备好的柳林春酒放在桌子上，王志胜和王选怀在一边谈论工作上的事情，被姚大勇打断了，说井下的事情放在井下说，今天不说这个，赶紧喝酒，在这儿说工作人家李嫂和春娥听不懂。
我有些好奇地问，大勇，今天咋哩？我感到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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