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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基督教是由英伦诸岛的传教士传播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而且我们的十字碑与丹麦、挪威现存的十字碑相去甚远；而且我们最古老精美的手抄本要比北欧手抄本早上几个世纪，所以完全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的手抄本装饰来源于斯堪的纳维亚。
如果将我们的手抄本与最近哥本哈根博物馆古斯堪的纳维亚遗迹展[4]中的优秀作品相比较，就能确认这一事实。
所有460个展品中仅有一个圣物箱（第398号）与我们手抄本的纹样类似，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它出自爱尔兰工匠之手。
斯堪的纳维亚的木雕教堂（达尔先生进行了精心绘制）和同时期爱尔兰金属作品，比如都柏林皇家爱尔兰学院所藏的琮十字架（Crossofg），它们是如此相似，证明了斯堪的纳维亚艺术家对凯尔特装饰风格的借鉴，这在10、11世纪末的作品中尤其可见。
不仅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更早一点、作品更精致的查理大帝流派和他们的后继者，以及伦巴第的艺术家，都从凯尔特人气势恢宏的彩绘手抄本中汲取了独特的凯尔特装饰元素。
然而，他们将茛苕叶及其他叶饰纹样融入凯尔特经典样式，给书页平添了一丝温文尔雅的气韵，这种气韵正是虽精巧别致却过于繁复的凯尔特装饰所缺乏的。
插图页六十四的图25取自大英博物馆所藏的《金色福音书》（GoldenGospels），它是9世纪法兰克艺术精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两种艺术风格的结合。
在法兰克手抄本中，很多纹样几乎是盎格鲁-撒克逊和爱尔兰纹样的翻版（通常尺寸大了许多），所以这样的风格被称为法兰克-撒克逊风格。
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圣丹尼斯圣经》就属于这种风格，它有40页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内。
插图页六十四的图31就是取自该手抄本，并根据真实尺寸复制的。
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在与世隔绝的修道院中的早期凯尔特基督教艺术家，是否受了拜占庭和东方艺术的影响，才发展出如此精巧的图案。
事实是，这种装饰风格早在7世纪末就已经完全成熟了，而拜占庭成为艺术中心是4世纪的事，所以不列颠或爱尔兰的传教士（他们常去耶路撒冷或埃及朝圣）确有可能从拜占庭装饰中汲取了一些装饰原理与元素。
要证明这一点颇为困难，因为七八世纪之前的真正拜占庭艺术几乎不为人所知。
但有明确的一点是，H.Salzenberg精心绘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装饰艺术与凯尔特纹样毫无相似之处；反而凯尔特纹样和希腊阿托斯圣山（MountAthos）的早期遗存更为相近，我们可以在迪德龙先生（M.Didron）的《神的肖像》（IographiedeDieu）一书中窥得后者的些许风貌。
在埃及一章插图页十的图10、13—16、18—23以及插图页十一的图1、4、6和7中，我们会看到螺旋线与绳子组成的图案，与凯尔特装饰中的涡旋纹样有所类似；但是在大多数埃及纹样中，螺旋线是S形的，而插图页十的图11呈现出C形，与凯尔特图案更为相似，只是细节方面差之甚远。
摩尔装饰中常见精细的交错纹样，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和叙利亚手抄本相似，我们可以在西尔维斯特（Silvestre）的著作和《古圣经图》中见到后三者的诸多案例。
所有这些，可能都源自拜占庭或阿托斯山文化，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它们有着相同的源头，只是爱尔兰和盎格鲁-撒克逊艺术家开发出了自己的表达方式。
我们大胆推断，英伦诸岛的早期艺术家在其他民族艺术的影响下，生发了其独特艺术风格的萌芽，从而在基督教开始引入到8世纪初期，形成了几类独特的成熟装饰体系，完全有别于其他民族。
而随着罗马帝国的覆灭，凯尔特风格与整个欧洲一起进入了艺术的黑暗期。
4.后期盎格鲁-撒克逊装饰。
大约在10世纪中期，盎格鲁-撒克逊艺术家采用了一种同样极具魅力且同样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新装饰风格，来装饰他们的手抄本。
这种风格包含了一种边框式设计，整个页面围绕着一圈金边，中央空白处填上细密画或标题。
这些边框由叶饰与花蕾装饰而成，叶子、花茎与金色边框彼此缠绕交织，四角装饰着优雅的圆圈、正方形、菱格与四叶饰。
这种装饰当属英格兰南部地区最为精美，最精彩的一例是10世纪后半叶作于温彻斯特圣艾斯沃德修道院的手抄本，而其中最华美的莫过于德文郡公爵的《祝福集》，这在《考古学》中有过全部彩图介绍；另两件作品收藏在鲁昂公立图书馆，水准上完全可以与之匹敌；此外，剑桥三一学院图书馆所收藏的福音书摹本也属于此类装饰风格。
毋庸置疑，查理大帝时期，法兰克流派艺术家在他们精美的手抄本中引入了叶饰，这是后来的盎格鲁-撒克逊艺术家在装饰中采用叶饰的源头。
J.O.韦斯特伍德（J.O.Westwood）
[1]布列塔尼加伏里尼斯岛（Gavr’Innis）的凯尔特遗存，爱尔兰的纽格兰奇（NewGrange）古墓，以及威尔士哈勒赫（Harlech）附近的德鲁伊教建筑，都展现了原始装饰艺术雏形，主要包括螺旋线、圆弧线和折线的石刻。
[2]我们花费一定心力对《圣查德福音书》进行复制，其中一页包含了不少于120只奇珍异兽。
[3]我们在插图页五十四的上半部分可以看到一些中国纹样，和我们在凯尔特手抄本、石刻与金属作品中看到的纹样几乎别无二致。
[4]在丹麦馆的青铜时代片区，我们发现了青铜器上有螺旋装饰图案，但总是以S形出现，只有少数会有较淳朴的图案组合。
在铁器时代片区，我们也在铁器作品上发现了华丽的交缠动物纹样。
然而所有展品中都没有出现交错织带纹、斜角Z形纹以及螺旋小号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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