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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带着一家老小六口，从南京到长沙，一路漂流，后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驻李庄，办公在张家祠，而李家则住在羊街7号。
李济在李庄期间，以殷墟发掘为基础，通过专题和综合研究，建立了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并撰写出《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西阴村史前遗存》《古器物研究专刊》《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中国民族的形成》《中国文明的开始》等等学术著作。
社会学家——陶孟和
在李庄的门官田的一间房子里，人们经常看见一个伏案写作的学者。
他在写作时，爱叼着烟斗，随着烟雾的燃升，好像他的思维就从大脑里喷出，倾洒在稿纸上；当他写书累了时，往往又从一排一排的书架上，取出一本书籍，坐下来认真研读。
他就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陶孟和。
陶孟和，原名履恭。
祖籍浙江绍兴，1887年11月5日生于天津。
父亲陶仲明是一位塾师，他幼时在近代教育家严修创办的家塾中就读。
这所家塾半日读四书五经，半日读西学。
陶孟和学习成绩优异，后以官费生被派赴日本留学。
1910年，他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攻读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同年归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陶孟和起初执教《社会学》《社会问题》等课程，以后又增加了《教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原理》等课程。
这些都是新兴学科的课程，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名流学者。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各种文化活动十分活跃，陶孟和积极参与其中。
《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正因为此，他与陈独秀、胡适等相识相知，成为共同战斗的重要成员。
陶孟和担任《新青年》编辑时，撰文倡导“社会调查”
，宣称：“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面调查一番，一则可以知道吾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
陶孟和极力提倡科学和民主，提倡改革和创新社会制度，提倡研究社会问题和调查社会实际情况，主张改革和发展大学教育，拥护平民教育运动改革，充分表现了他的科学态度和改革精神。
1934年，中央研究院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经过商议后，决定将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任所长。
合并以后，调查研究工作仍然按原计划进行。
办社科所之初，陶孟和不拘一格选才，录用了一些大学和大学研究院毕业的青年，如巫宝三、彭泽益、刘国光、严中平、梁方仲、汪敬虞等。
抗日战争期间，社科所也像其它搬迁到四川的单位一样，几经转移，几经漂泊，终至李庄。
那些学子，在这里经过培养，已成为社科所的学术带头人。
他们在门官田和石崖湾，完成了一大批有学术价值的科研课题。
此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不多，条件自然艰苦，但在陶孟和“五四”
先锋的精神带领下，倡导社会学，积极从事社会调查，奋笔疾书，著作丰厚，成就显赫。
在社科所里，陶所长从不干涉同事和学生的研究科目。
他评判一个人的研究成绩是看成果。
他对研究人员说，有研究兴趣的人，会夜以继日地工作，没有兴趣的人，让他整天坐在办公室也没用。
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会谈情形十分了解。
所以，在李庄社科所安顿下来之后，他就提出早日进行战时经济研究和损失估计，以便为日后谈判赔偿问题提供资料。
据此，社会学所进行了大量艰苦的专题研究。
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抗日战争树立了必胜信心。
在李庄期间，陶孟和带领社科所，集中调查研究了工厂的迁移情况，专题研究战时物价变动情况，编纂了《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出版了《对沦陷区的经济调查报告及经济概览》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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