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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皇帝宋真宗赵恒就是宣传这一思想的急先锋。
他写了一首流传甚广、宣传效果很不错的《劝读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有了皇帝的提倡，有了金钱车马、良田美眷的现实**，读书人便一头扎进“学而优则仕”
的追求中去了。
清代畅销书《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通过一个读书人之口讲述了对科举事业（举业）的态度：“‘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
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
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
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
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
到本朝（明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
就是夫子（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
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这位读书人把整个读书人和官场的关系都用“举业”
二字串起来，什么选拔标准在他看来都是“举业”
，读书人要不断适应变化的标准只为求得一官半职，仿佛做官就是读书人的使命。
话虽然直白，倒也坦诚，把明清社会的逐利之心、读书人的求禄之举暴露无遗。
几百年来，科举制度饱受诟病，但探本究源，科举的立意和出发点是无可指摘的。
科举的三宗罪（程序误人、权力舞弊和助推官本位思潮）并非由它的内核必然衍生而来，绝非是它的本意。
在古代的环境中，又有哪项制度能摆脱这些问题呢？任何制度都不能保证后生的技术规定不会脱离制度内核；权力始终是飘**在任何制度头上的一道阴影。
而官本位思潮早于科举而生，科举助长错误思潮的确不应该，可它和其他制度一样，也是这股思潮的受害者。
对官位的追逐、权力网络泛滥和人情世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顽疾，病因肯定不是科举制。
相反，如果科举能够摆脱这些濡染，真正贯彻开放、公平、公正的理念，量才而用，那必能吸纳天下贤才，让寒士开颜、世家子弟奋发。
它毕竟是古代中国人经过几千年的挑选，试验了多种选才制度后设计出来的成果。
在看到科举流弊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发现它提高了社会流动性，选拔出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物。
许多人才并没有被科举的问题打倒，而是走出科举的羁绊，在这套制度中获得了实现价值的平台。
|扩展思考：科举选择|
1.如果你是古代一个读书人，你会参加科举考试吗？或者说，你愿意参加哪一个朝代的科举考试？
2.试问，除了科举考试的出路之外，古代普通人家的子弟还有其他的出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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