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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明朝和日本交恶，对日本实行禁止贸易政策。
日本就千方百计地进口中国商品，除了加强从其他贸易伙伴手中间接获得中国商品（如日本萨摩藩侵占琉球，控制琉球的中转贸易）外，还高调吸引中国私人船队来日贸易。
与官方的朝贡贸易相对应，东亚的民间贸易千百年来一直存在（有学者称之为“帆船贸易”
）。
商人冒险出海贸易，远涉沙漠，甚至进行走私活动，屡禁不止。
民间的贸易在补充官方贸易的同时，将东亚各国连接成一个经济体。
当然了，作为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对这一幕视而不见。
只要藩属国守规矩、定期来朝贡，中国官府就满足了。
对于掩盖其下的经贸活动，中国官员不仅忽视，还刁难、谋取私利。
比如，中国官员私下对藩属国使团强买强卖商品，牟取暴利。
又比如，清朝地方使团向琉球使团索贿。
清朝初期，琉球使团抵闽，按惯例要向福建布政司衙门、闽海关衙门、粮驿道衙门奉送规礼银，总数达四千两之多。
这笔巨资是琉球的一大负担，害得中山世子尚质不得不向顺治诉苦：“贡船入闽，随带土产银两，贸易丝絮布帛等物，前明晚季，地棍作奸，倚藉乡官，设立都牙，评价各色，音语不通，低昂任意，常用丝绵，指为禁货，效顺属国律以倭奴，胥吏播弄，留难万端，以致银货空于白抽之手，官司縻系。”
还比如中国对往来礼节的苛求，对使团规格的要求，大大提高了藩属国朝贡的成本。
琉球被萨摩攻破后，琉球国小地穷，为了迎接中国册封使团，往往在几年前就预先做财政准备。
不够的部分，则或向日本萨摩藩借钱，或在本国民间筹措、接受富户的捐赠。
日本通过借贷逐渐加强了对琉球的控制。
久而久之，朝贡体系中的政治和经贸内容越来越远。
久而久之，中国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关起门来志得意满。
中国海禁政策的兴起，恰恰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明朝。
表面的理由是防备倭寇。
事实上，明朝政府这么做，是想切断朝贡贸易之外的其他贸易渠道，维护朝贡体系的稳定。
在根本上，明朝深信自身能够自给自足，不需要对外贸易。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统一后，清朝一度开放了主要防范反清势力的海禁，但为期不长。
康熙不久重新执行海禁，而这次是防范潜在的外国威胁。
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颁布“禁海令”
，严禁华人出海，严禁贩卖船只粮食等给外人，禁止华人居留外国；对外商来华船只严加防范。
海禁政策的实质是尽量防范中外接触。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宣布将江、浙、闽海关的西方国家对华贸易事务集中于粤海关，广州自此成为我国海外贸易的唯一港口。
乾隆在谕旨中说：“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
同时清政府严格限制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完全禁止出口的包括粮食、铜铁、硫黄、硝石、书籍等，丝及其制品、茶叶、大黄的出口量受到严格限制。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禁丝出洋：“严行查禁，倘有违例出洋，每丝过百斤照米过一百石之例，发边卫充军；不及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枷号一个月，杖一百。
为从及船户知情不首告者，各减一等，船只货物俱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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