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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看到琉球国家残破，让它从两年一贡缓解到十年一贡。
琉球反而要求两年一贡。
明朝做了个折中，定为五年一贡，想不到琉球再次坚持两年一贡。
明朝不得不同意。
琉球遭到萨摩的**，迫切需要朝贡贸易的巨额利润，以便恢复国家元气，明朝却没有明白这一点。
那么，中国对朝贡使团大加赏赐，又厚来薄往，是不是损失不小呢？其实，中国也是朝贡贸易的获益者。
中国最直接的收益就是关税。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粤海关关税收入达四十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三两，从1788年至1797年十年间该海关关税收入共计一千零二十五万余两白银，年均一百零二点五万两。
[2]难怪美国学者费正清说：“朝贡制度的奥妙，是它已成为通商的媒介这一事实。”
朝贡贸易还推动了民间贸易的蓬勃发展。
朝鲜、琉球、越南等朝廷体系内的藩属国，可以获得朝贡贸易的收益。
非藩属国则通过广州、澳门等少数据点，和中国贸易。
中国的商品，主要是丝绸、茶叶、陶瓷等，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商品有极强的互补性，在各条航线、商路上都大受欢迎，需求渐增。
因此其中的贸易额惊人，在十六世纪末期，印度果阿每年运往澳门的白银便达到了二十万两。
在清朝以前，繁荣的传统商业和对外贸易已经使东南各省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市场和商路。
闽南商人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
而岭南的澳门、广州是公开的中外贸易区，周围的河口、岛屿及零丁洋上，延及南澳和潮、汕一带，走私贸易盛行。
因为贸易的发展，从明朝中叶开始，珠江三角洲地区自给自足的塘鱼生产发展为商品性的塘鱼生产，并逐步形成了“塘以养鱼，堤以树桑”
的桑基鱼塘模式。
这种三角洲低洼地开放的集约方式的出现，是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促进了养蚕植桑的极大发展。
“丝绸之乡”
江南地区，在明朝末期手工业发展到相当的高度。
这一方面是贸易促进的成果，同时也为中转贸易奠定了基础。
葡萄牙人甚至按照特殊需要在中国定制货品，规定出丝绸的宽度、长度、花样、重量，进行制作，以适应欧洲的市场需要。
福州在元朝时还是一座普通城市，实力、地位远远落后于同省的泉州。
明清选它作为专门对琉球贸易的关口，福州迅速繁华起来。
而泉州因为海禁，更因为没有被选定为朝贡贸易的接待地点，地位最终被福州超越。
可见，朝贡贸易参与了中国发展进程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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