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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四日，他向南京政府请假一周，偕宋美龄畅游金山寺，又顺江经上海，转道返回奉化溪口省亲，表现了不少的闲情逸致。
经过一番故作姿态之后，在一片恳请挽留声中，蒋介石于六月十七日声言，他已打消辞意，仍将对军事负责到底。
与此同时，蒋介石选派亲信赴河南卫辉百泉，借探视冯玉祥的病情，打探冯玉祥对他行将采取削藩策的态度。
冯玉祥按照既定方针，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应以军队之良否为裁编的标准。
久战官兵，历尽艰辛，不励奖尚可；若再裁撤，问心实觉未妥。
何况它方面正在招兵？”
蒋介石由冯玉祥的话音中知悉冯杂怒夫消．想以此对杭俄的削藩裁兵计划。
他为了安抚冯玉祥的不满情绪，以利千早日完成一切权力归中央的统一大业，遂决定设法分散新的华北王阎锡山手中的权力，以防止养虎为患。
六月二十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改称直隶省为河北省，北京市改为北平市。
会议还决定由蒋系的何成浚接收北京的军事机关，又任命冯玉祥的亲信何其巩为北平市长，晋系的南桂馨为天津市长。
这样一来，阎锡山实际控制的权力就很有限了。
于是，阎锡山不得不于六月二十七日提出申请，辞去京津卫戍司令职。
学着冯玉祥的样儿，借口“病了”
，移居北海养心斋“养病”
。
接着，蒋介石为把中国的政治重心南移，又和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展开一场首都所在地的争论。
阎、冯等北方派的文人，连续发表文章，主张迁都北京。
他们的理由是，南京为六朝金粉地，又邻近上海，腐败萎靡之气太重，是亡国之都。
而北京则是元、明、清以来中国的传统首都；蒋系御用文人则大谈南京是中山先生生前指定的首都，总理的遗训不能违背，因此首都所在地不能改变。
阎、冯等北方派，主张建都北京，因为北京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便于擂足控制中央政府，孤立蒋介石，南京政权的基础是江浙买办势力与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地处与上海一水相连的南京，是蒋介石的**，他当然要抱着石头城不放了。
中山先生的遗训成力无穷，使阎、冯的舆论不得不僵旗息鼓。
蒋介石为了合法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产，又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决定在北平举行四个集团军总司令祭奠孙中山灵枢的盛典。
出蒋所料的是，冯玉祥借口“生病”
，不赏睑同行。
他急中生智，请求李宗仁从中斡旋。
李宗仁心领神会，积极从中奔走。
事后，他还写下了这段历史播曲的全部经过：
冯氏此时坐拥重兵，虎踞西北陕、甘各省和中原河南四战之区。
他的消极态度，不特对蒋先生面子上极为难堪，而中央政令在全国即将统一之时，遭受极大的阻力，尤损威信。
冯氏的消极抗命，就事论事，也情有可原。
因冯军所驻西北各省均极贫膺，地方收人不足以养重兵。
今平、津光复，地方税收甚丰，冯军几一无所获，安得不怨？
事实上，军事新胜之后，诸将争功，本不易应付。
而蒋先生不但不善加处理，反想扩大其矛盾，促成其恶化，以收渔利，实有失全国军事统帅的风度，居心也不可恕。
我当时在武汉目击这种事态的演变，内心颇引为隐忧。
因一面电中枢，主张裁兵，移军费作工农建设，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的纷争；一面派曾在冯处任职的高级参谋黄建平偕李鸣钟前往河南新乡，慰间冯先生的病状，并代为恳切陈述我对善后会议的意见。
深盼冯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扶病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则公私两利，实国家之幸。
旋接冯氏复电，略谓，黄、李两君往临，并出手示，情意拳拳，铭感肺腑，至分析时局，洞若观火，尤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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