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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于一九二五年底由法国到莫斯科，先进东方大学，后转入中山大学。
是蒋经国的团小组长，与冯玉祥的女公子冯弗能同学。
一九二六年九月五原誓师以后，冯玉祥请求派中共党员到他的部队中工作。
第一批被选派的二十几人，其中就有邓小平。
他们一行于年底到达库伦，然后委派邓小平和另外两人为先遣队，随同苏联为冯玉祥运送子弹的汽车，辗转一个多月，于一九二七年初春到达西安。
此后，邓小平就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郭春涛对友人说：当年在渔关欢迎邓演达大会上，喊打倒蒋介石口号的，是邓小平同志。
此段轶事，简记如上。
正当冯玉祥苦于筹措军晌和平息部队中反蒋怒潮的时候，前方迭传胜利捷报。
到五月三十一日，东征部队进抵郑州。
翌日，武汉的唐生智所部也赶到郑州。
六月二日，蒋介石的北伐军也攻下了徐州。
至此，冯玉样所企盼的战略计划―与国民政府蒋、汪两派的北伐军会师中原即告实现。
他当时激动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这时，他突然接到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报，说汪精卫一行北上郑州，希望和冯玉祥会商国是。
冯玉祥看罢电文把眉头一皱，黯然自语：
“汪某人如此急切和我见面的目的是什么呢？”
汪精卫如此急切地赶赴郑州，和冯玉祥举行会谈，是为了摆脱内困外扰的政治局面。
汪精卫回到武汉以后，高举执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旗帜．的确蒙骗了不少人。
刹时之间，武汉似乎真的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
但是，这种靠反蒋、讨蒋造成的红火假象，没有持续多少时间，虚弱的本相就又现了原形，到了五月中下旬，汪记的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危机就暴露出来了！
首先，那时武汉的经济算是衰落极了。
“武汉政府表面拥有三省的地盘，除湖北之外，只有湖南和江西。
湖南仿佛是唐孟潇的采邑，一切收入是不会解到中央的，江西也只能供给朱益之的军费，中央为着不能兼顾起见，似乎给了江西与朱益之，不够不管，有余也不要。
那么这样庞大的军费哪里来呢？只有一个办法是拿中央银行变戏法。”
结果，经济更加衰落和财政支细，使得物价飞也似的腾贵。
军费固无法支持，人民也苦于无路生活。
加之，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倒戈，跑到上海和蒋介石构筑未来的蒋宋大业，汪精卫就更无回夭之力了！
其次，就在汪精卫决定北伐不久，蒋介石暗中命令四川军阀杨森的军队顺长江而下，摆出进攻武汉的架子。
其中夏斗寅的军队竟然进袭到离武昌只有十多里的纸坊，如果没有叶挺紧急组织军官学校的学生兵奋力厮杀，武昌早已失落敌手。
万一蒋介石趁北伐之机挥师西指，和杨森的川军形成东西夹攻之势，武昌必失无疑！
面对如此严峻的危局，汪精卫早已失了方寸。
怎么办？只有调回刚刚会师郑州的唐生智、张发奎所部护家，似别无它途。
但北伐胜利的果实―收复不久的河南省怎么办？他一时也没有定见。
再其次，正当冯玉祥所部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在郑州会师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收到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来的“五月指示”
电报，大意谓：一，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实行土地革命，二，动员两万名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三，鉴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领导正在动摇妥协，应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去；四，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
这位罗易代表不向中共中央传达，首先给了汪精卫一个副本。
汪精卫看后震惊万分，五月指示一旦变为现实，他就必然淹没在工农革命的狂涛中！
他三思慎行，请来握有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大权的唐生智商量对策，一致认为这个电报指示是要共产党解散国民党，实行共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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