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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奥花介石知浑结刃田丙‘江都停止北伐，他刚刚东山再起、立足不稳的国民军势单力薄，无法抗衡奉系张作霖的强大军事集团。
他不仅血耻无望，就是拟定中的东出渔关、会师河南的战略计划也将化为乌有。
他作为一名取胜心切的复仇将军，由此而痛失良机是万分痛苦的！
怎么办？他只有劝解宁、汉息争，和好如初，共同携手北伐，早日把张作霖赶出关外。
这就是冯玉祥此时此刻的真实思想写照。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渐渐偏离了五原誓师的革命初衷，不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莫大的损失，而且也注定了他未来败走麦城的悲剧命运。
再说，冯玉祥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态度，从本质上讲，他对杀共产党人是极不赞成的。
同时，对他的国民军中的共产党人发动工农群众，进而号召打倒蒋介石的做法也坚决反对。
事后，他写了如下这段文字：
有一夭一位国民二军的何旅长从他部队驻防的豁屋和鄂县一带来，很愤慨地报告一件事，说他们部队分驻西安附近数县，农民对于纳租、纳税都严加拒绝，每逢征发给养，必受当地农民协会反对。
农协在党部的支持之下，非常凶横不法，住往不得地方行政长官的同意与准许，就私自擅行捕人杀人，有几个乡镇长就这样莫明其妙地被他们用铡刀腰斩。
说着他就拿出省农民协会发给各县农协的一封信来，上面说，本党有生杀予夺之权，你们看着地方败类，该杀的只管捕杀云云。
上面盖着省农协的图章，一点不假。
我看他们这个闹法，将来还不知要出什么事，当即把原信送给于右任先生查看。
于先生即把省农协的负责人找来，问此信是不是他们发的。
那位先生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把信端详了半夭，才慢慢吸懦着说：
“图章确是真的，命令可不是我们发的。”
据他说，农协的关防放在房内桌上，不知道汗么人假造指令，偷盖了关防。
农协会的关防怎么无人经管，任便人家去窃用？闹出事来，哪个负责？这话就说得十分叫人惊讶。
于右任先生也很是焦虑，请他负责赶紧更正，并使以后不要再有同样的事件发生。
第二天省党部开会，各方面的人都出席，讨论到这件离奇的公案，有几位党部青年，非常激昂慷慨地发言道：
“不管农民协会也好，什么协会也好，哪人当杀，就可以杀掉他；只要没杀错了人，管什么法律手续！
我们革命，不能怕杀人，怕杀人，还谈什么革命？”
又有一位青年朋友说：
“有他们军阀杀人的，难道没有我们杀人的？张作霖他们杀死邵飘萍、林白水，我们就不能杀人吗？”
他们说得理直气壮，像真有那么回事一般。
我当时忍不住狠狠地驳了他们一顿。
我说这里有驻陕司令，有省政府，若有你们管这类事，还要他们做什么？正因为军阀草管人命，我们才起来革命。
革命必须有纪律，有组织，革命不是以暴易暴。
这件事，今日看来好像成了笑话，但在当时竟是只有他们的做法才算正确。
有些人甚至骂我无革命勇气，不敢大刀阔斧地彻底做去，其可笑如此。
正当冯玉祥处于内困外难的境地，而又不知该如何行动的时候，汪精卫为了打破东有蒋介石、西有杨森的军事封锁，在军事上接受鲍罗廷的意见，对蒋只做口头声讨，而不采取军事行动，暂缓东征，集中力量继续北伐，消灭北方的张作霖，接出幽闭憧关以内的冯玉祥。
这样．既可以打破包围，又可以拉住冯玉祥来壮大自己的实力。
十八日，经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以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力，命唐生智为总指挥，统帅三个纵队进入河南，攻击奉军。
十九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
二十九日，各军完成了在河南信阳和驻马店附近的集中。
第一纵队司令官张发奎和总指挥唐生智也于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先后离开武汉，北上督师。
同时，正式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企图把国民军纳入反蒋的军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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