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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
，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
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
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
与世俗所谓“义气”
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
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
更重于消极的“节”
。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
这个标准。
在朝的要做忠臣。
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
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
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
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
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
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
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
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
，要不“失节”
。
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
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
，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
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
或称为“读书人”
，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
。
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
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
“躬耕”
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
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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