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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应该以一种谨慎小心的态度来对待这种区别，因为它在应用上具有含糊不明确的性质。
如果问题考虑的是我说真话的方式，那么最好的原则大概只能是注意说真话时要达到说真话的效果而非说假话的效果。
但是，如果我惯于把这一点当作我是否要说真话的考虑标准，那就极其危险了。
这样的原则似乎恰好适合于已经或多或少成为人类思想特点的那种懒惰和缺乏进取的精神。
此外，这个原则可能在应用时没有限制的可能性了。
无论何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说出绝对纯粹的真理。
我们只能接近做到，但不可能完全做到。
它极易遭受某些误解，极易在某种程度上不够清晰和确切，极易引起某种本来应该处于静止状态的**。
因此这个原则或者会被滥用，或者被错误地加以采用，除非我们对每一种情况下人类的思想能力都做了调查，并且证明了用概括的方式提出一个一般原则的想法是荒谬的。
既然已经明白了含混之处的主题所在，我们不妨继续研究原来的问题；为此可能有必要从更高的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并回到道德义务的基础上去。
我们发现在道德问题上所有的公正推理都根据这一根本原则，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看作在其能力、机遇和事业等方面都是对普遍的福利的债务者。
这是一笔必须永远偿还而永远又偿还不清的债务。
我一生的每一时刻，或者能更好地加以利用，或者不能；如果不能，我也是在起着看似微不足道的真正爱人类的人的作用；如果能，那我就必然要承担起一部分行为不良的责任。
从这一观点来考虑这一主题，在决断道德的首要原则中有两点总是较为突出的：马上准备采取的行动所带来的好处，以及依靠对将来有用的手段我能保留其存在和活力因而为公众谋到的利益。
每个充分认识到自己对人类的负债感的人，都会感到自己在任何单个公益事业上不得不犹豫是否投入自己的全部力量或付出自己的生命。
有一种作法，从其本身来考虑，是我今天应该采取的；改变了情况，如果我仍然采取它，毫无疑问，我就会丧失生命，这不会改变我的义务吗？这是一个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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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更准确地判断摆在我们面前的主题，不妨假设这样一个情形，说一句谎话是我能够逃脱立即毁灭的危险的唯一途径。
不妨假设一个有德之人，被他国家的篡位者通缉追捕，并且他有理由明白：一旦被发现，他就会马上成为他们残暴政策的受害者。
如跨国他们盲目粗暴的手下问他是什么人时，他应该不说谎而让自己帮助他们胜利达到置他于死地的目的么？可能受到为他保守秘密和对他保全生命之托的人，应该以背信弃义出卖自己的朋友为代价来保持自己的真诚么？让我们看一看这个问题的两方面的论点。
我们会发现，前面已经肯定了的一般真诚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也同样有效。
一切谎言都会削弱说谎者的底气。
他会带着什么样的想法来说这种可疑的谎话呢？他是不是要努力使谎话说得周到而有效地迷惑相关的人呢？这需要一种系统性的伪善和很高的警惕，以免从表情和姿态上会泄露出内心活动的蛛丝马迹。
此外，他通过这种行为助长着人们的口是心非，鼓励着普遍的不信任，并将人类正直的最神圣的盟约视为儿戏。
以坚决的态度去断言同实际相反的东西，是一种在人类思想中必然引起不可抑制的反感的行为。
以无视后果的英勇无畏的精神承认真理，乃是光明磊落的，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会产生共鸣。
也不要忘记：有可能发生的后果，是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看作是肯定要发生的。
英勇的行为、庄严而镇静的姿态，以及合理的谏言，都可能使最凶狠的敌人解除武装。
我们再讨论一下有关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的论点。
可能有人认为：履行我们的义务没有什么可耻的。
如果能够表明在上述情况下，我们有责任做出的让步是顺从，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在作这种让步时就应该感到自我赞许而非自我谴责。
社会习惯使我们感到履行许多义务是丢脸的，而践行许多恶行却使我们自豪；但是，这是偏见的结果，应该加以纠正。
凡是义务要求于我们的，一个足够文明的人就不会反感完成它。
至于我们的行为对别人造成的影响，就树立榜样的情况来说，我们无疑应该树立德行的榜样，真正德行的榜样。
而非仅仅徒有其表。
在同上面类似的情况下，我们所作的一切还常常会被完全忘记；同我们的行为有关的是有成见的人，他们不肯承认自己憎恨或轻视的人的任何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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