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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想不出其他办法，认为只有从产权所有制和职责上分清，才能使企业集体有活力，否则乡办、村办企业只有死路一条。
之后，我们在办新的企业时，采取集体投资与个人投资的合股形式便由此推开。
这样办的好处是，共同投资，共同占有，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享利益。
后来发现，凡是这样的企业，效益都很好，集体、企业经营者和投资人三方皆大欢喜。
我们的领导同志很讲实事求是，很开明，说啥革命不革命，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能让集体富强起来，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我们就支持干!台州能在六七十年代，到80年代能有如此普遍的股份制经济形式，就是因为我们的领导思想开明，不唯上。”
在黄岩采访时，区委的同志给我找到了一份所谓“中国第一号”
官方“红头文件”
，此文件是时任黄岩县委书记孙万鹏主持起草的。
他在文中说：“在黄岩进行的几个月调查中，令我陶醉的是一种新的极富生命力的经济模式——股份合作制在黄岩萌芽。
但当时我深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时，发现这个问题远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一些好心的同志劝我说，‘它是一条高压线，别碰它，风险太大了!’原因在于，它涉及到‘姓社姓资’的敏感问题，至今还未见到全国有一个地方党委正式发文表态支持的；从理论界的同志那里了解到的信息是，北京一些大学的权威经济学教授明确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制’。
而黄岩县委农工部所进行的系统调查与我个人的调查都表明：股份合作制几乎是解决当时企业资金困难的最有效途径，对促进黄岩城乡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老百姓几乎没有不欢迎的。
这样一件大好事，为什么我们不支持呢？于是我和当时的县长王德虎商量，决定从实际出发，制定一个系统的政策文件，满腔热情又脚踏实地地推进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的发展，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做百姓的靠背。
为了承担这种政治责任，我还和王德虎击掌而盟：出了问题，我俩承担!但我们坚定地相信，霜雪之后，必有阳春。
后在县委农工部同志的参与努力下，1986年10月23日，我们黄岩县委、县政府正式发出了现在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地方党委、政府颁布的关于股份合作制的系统政策文件，即《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从此黄岩的股份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蔚然成风……”
如孙万鹏所言，有党委和政府的“红头文件”
支持，黄岩的百姓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于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如四月里的雨后春笋……
与此同时，随着股份合作企业的生机勃勃，原有的那些集体企业也被推到了前台。
由于计划经济留下的种种体制上的弊端，纯粹的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该向何方发展，成了又一个突出问题。
这样的企业，如果再投入，有没有发展前景，是个问题。
让其自生自灭，损失的是国家和集体，似乎让哪个领导出面承担这样的责任也不太客观。
怎么办？党委和政府又面临一个新课题。
黄岩的金清区是该县乡镇企业最多的地方，遇到的这类问题也最突出，急需一种办法解决。
在台州地委和黄岩县委支持下，金清区大胆提出对那些政府没能力再投入，又缺乏管理人才使之起死回生的企业，实行“拍卖”
。
这可是在20多年前的20世纪80年代啊!“拍卖”
二字，等于是彻头彻尾的“国家和集体财产变相到私人手里”
，这是社会主义吗？这样一来红色江山还算是共产党的吗？金清区的“拍卖”
消息一传出，震动黄岩和台州的每一个角落，也波及到邻近的温州和宁波。
好在浙江人此时都钻在“钱眼里”
，看热闹的务实的人，比疯狂的失去理智的那种“左”
派人士多得多，所以金清区的“拍卖”
，引来更多的是热切的关注和兴趣。
1988年4月18日，这个日子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还没有记载，但现在看来应该补上它，因为这一天在中国台州的黄岩县金清区举行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一个国有集体企业放到了“拍卖”
场。
这一天，金清区公所的拍卖现场，能容纳200人的会场，挤满了参加竞拍和看热闹的人，连走廊里都是人头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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