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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主任不由捧腹大笑起来：“王总您有多少钱可以给大家发工资？再说您真给大家发了，人家造反派会说您是在雇工干活，是‘剥削阶级’的行为嘛！”
王淦昌一下愣住了，心想对呀，这倒是个难题。
于是嘀咕道：“那还是我去动员那些烧饭的大师傅吧。”
也许正是基地的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们看在他们老院长这么认真和天真的分上，再加上王淦昌本来威望就高，所以大多数部门和机构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
然而，被“恶二赵”
人为搞成的两派只要一发生冲突，基地上的生产和科研就会受影响，甚至停工停产。
派别斗争已经严重到拿枪拿重武器的地步，为了让双方停止武斗，回到生产和科研上来，王淦昌不止一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跑到两派的“司令部”
劝说。
“你们都清醒地想一想，现在是啥时候了？按照中央规定的时间我们已经紧得不能再紧了，你们大家都不能再情绪化了。
搞地下核试验是国家大事，大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否则将来就会变成历史的罪人！”
但由于派别斗争和管理上的混乱，一些原先就回北京休假或者办事的人借机都没有回到基地，使得基地不少岗位的人手异常紧缺。
从青海到北京，来去需要坐好几天火车的工夫。
王淦昌利用自己经常回北京汇报工作的机会，抽出时间走访那些留在家里的同志，劝说他们返回基地。
“九院”
家属大院中不少老同志感慨地对我说：“那阵子王院长天天串东家走西家地找人，碰见一个就盯住一个不放，一直到人家同意回基地为止。
好多同志回到基地，就是冲着老院长的面子才离开北京的。
没有他呀，我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还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呢！”
如果不是王淦昌上上下下动员，如果不是凭着他崇高的威望，被“恶二赵”
把持大权的基地在那几年是绝不可能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试验工作的。
基地的人们还记得，当时从乌鲁木齐通往基地关口的要道，都被两派的造反派重兵把着，别说物资不易运送，就是行人也常常都要被扣下。
一次，王淦昌和随行几个要员刚到乌鲁木齐机场就听到激烈的枪声，通往基地试验场的通道被造反派们死死地把守着。
“怎么办？我们带的都是机密资料，可不能被坏人抢走啊！”
王淦昌着急得在原地转圈。
有人建议绕道而行。
“不行，一旦途中发生情况，资料丢了怎么交代呀？得重新想办法。”
王淦昌急中生智，连夜给有关部门打长途电话，于是很快来了一架飞机将王淦昌一行安全送抵了核试验基地马兰。
今天很多中国人为自己国家拥有强大的核武器而无比自豪，谁能想到当年王淦昌他们所进行的试验工作是那样的艰难！
不说国家的物质经济条件差，不说西方世界对我国技术与情报的封锁，我们自己给自己却造成了那么多的难题！
中国的地下核试验，实际上是在一个人工挖掘的山洞里进行的，这个洞长达一公里。
在这样深的洞穴里装配原子弹，其难度要比在地面上大好多，特别是几百根各式各样的线路，每一根都要拉几公里长，接头与接头之间、线路与线路之间，稍稍有一点点问题，都有可能酿成大难。
为了确保所有地下装置与线路不出任何问题，王淦昌一面向各个环节与系统提出要求，同时亲自深入洞内指挥和监督每道工序的操作和检验。
一次，探测器突然发出“啪啪啪”
的响声，王淦昌立即赶到现场，询问是不是产品本身有放射性物质泄漏了，是不是山体本身有贫铀矿存在？为了查清真相，王淦昌一连几十小时钻在幽暗潮湿的山洞内，那时的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呢？经过反复测试，终于查明是一种叫氡气的东西在作怪。
氡气是一种放射性有害气体，对人的呼吸系统有很大损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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