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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我们敢向中央保证，一定在预定的时间内把我们自己的氢弹爆炸成功。”
像以往的每一次会议一样，王淦昌觉得他手下的这批年轻人太有希望了。
“好，我们向中央报告，以求尽快投入原理研究。
同时也把实验迅速开展起来，同步进行，一旦有突破，合二为一，时间就能抢住了。”
王淦昌说。
“听说法国的戴高乐要当‘氢弹老四’，我想我们绝不能当‘老五’，争取把戴高乐比下去！”
邓稼先的话又引起了一片欢欣鼓舞。
王淦昌每每在临睡前都要向理论部方向望上一眼，每一次他看到的都是通明的灯火……“太晚了，大家要注意身体。”
好几次他实在不忍心，进屋动员年轻的科学家们早点休息，但每一次都被“赶”
了出来：“王院长，你都快60岁的人了，还常年待在戈壁滩吃沙泡夜睡帐篷床，我们加点班开个夜工，还不是受您老影响？什么时候戈壁滩上见不着您的身影了，我们才敢偷懒呀！”
有这些好小伙，中国还愁干不成上天入地的事？王淦昌常常被这些聪明绝顶而又可爱的小伙子们所感动。
但是科学毕竟不是“小儿的玩意儿”
，核科学更不用说了，它是一门新科学，根据当时的实际，中国的战略家们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挥与组织下，采取了“龙头三次方”
合成作战的战略步骤。
当时王淦昌他们有两种考虑：一是热核聚变，如美国的氢弹试验装置用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固定体，进行热核聚变就算完成了氢弹试验，这对王淦昌来说比较熟悉，他在研制原子弹时就成功探索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其本身就包含着这方面的突破；还有一种意见就是直接研制出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
后来周恩来总理综合各方面意见，提出了氢弹试验也要像原子弹那样小型化的见解，因此，王淦昌、朱光亚（时任副院长）和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统一了研制方向，即不求大而求“爆”
的战略决策。
当时碰到的第一个难点是关于氢弹爆炸的热核聚变的核数据掌握不了，因为没有核数据的理论探索就等于大海捞针。
为此女物理学家何泽慧率30多位科技人员，在王淦昌的另一位弟子丁大钊教授等曾进行过的轻核反应研究基础上，苦战半年，成功获得了相应的核数据。
同年9月于敏率领的一支小分队在上海计算机所不分昼夜，战斗100天，发现了氢弹的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等方面的关键性原理，为整个氢弹试验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于敏兄，太感谢你了！
你为我们整个氢弹试验找到了一扇可以通向胜利终点的大门，哈哈哈，我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邓稼先得知消息后，专程飞抵于敏处，当他见到于敏后拥抱住这位好搭档，兴奋得像个大孩子。
“哎，稼先啊，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你这个样，我们都会吓出毛病来呀！”
后来邓稼先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此次氢弹原理研究成功时，由于太兴奋与紧张，竟然脸色苍白，连手都在发抖，害得周总理赶紧给他解围。
“我能不激动吗？数据和原理这一关过了，就等于我们可以大踏步向实验的方向前进了！
我又可以为不远的将来的胜利而干它个大醉！”
事后，邓稼先在王淦昌面前分辩道。
王淦昌特别欣赏自己的这位得力助手，他本人不善言谈，可邓稼先是位豪情喷涌的科学家，所以他从心眼里喜欢邓稼先。
“于敏他们给我们整个研究工作带来一种喜人的突破，这个开头好。
你和光召同志要抓紧从另一条路子入手，对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计算论证，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攻克热核聚变原理。”
王淦昌不愧是个站得高看得远的大科学家，他要求邓稼先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使中国在热核聚变理论的研究领域超越西方国家的老路子，从而为中国以后的核武器研究工作摆脱许多被动局面。
邓稼先不负众望，很快另辟蹊径，并和于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著名的“邓—于理论方案”
。
“直接进行多级热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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