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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西方式建筑，整体风格凝重，不过宏伟的大门前的大理石台阶已经破旧，内部的走廊也年久失修。
但是这也许就是西方记者在这家中国最“红”
的无产阶级报社里所能发现的最熟悉的东西。
一天，我发现一名编辑在排字室里排字。
原来，为了强化“劳动经验”
，所有的编辑和记者每周都必须有一天放下纸笔，到排字室排字、打扫卫生，或是用草绳把《文汇报》的7台国产高速印刷机印出来的纸捆扎起来。
每年报社的员工都要被轮流派到机床厂或农场进行一个月的劳动锻炼。
报社也定期接待20人到30人一批的农民或工人，为他们举办新闻采访速成班，然后他们再回到原单位，成为各单位的业余记者，也就是“赤脚记者”
。
沈国强（音），47岁，报社资深编辑，他说：“我们是到农村接受锻炼去了。”
自从1938年创刊，《文汇报》在很多年内都受到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喜爱，他们认为《文汇报》是中国最激进、最有争议，也办得最好的政治性报纸。
该报纸比中国其他任何报刊对苏联的态度都更强硬，并通过其对革命戏剧的述评表现了其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变。
《文汇报》很便宜，每份的售价只要2美分。
“文革”
前，其发行量还不到14万份，现在却猛增到了80万份。
沈国强是报社工资最高的员工，每月的工资为42美元，他还是革委会主任。
革委会负责制定政策，成员包括共产党的干部、军人、农民，以及印刷工、排字工和编辑。
负责日常工作的是沈国强和他年轻的副手王春兰（音）。
王春兰今年32岁，来报社工作之前是一家搪瓷器厂的工人。
每晚7点，报社的12名主要编辑都要在会议室讨论稿件问题。
会议室内悬挂着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
报纸有4版，头版主要报道国内事件；其他几版中，一版是上海地区新闻、一版是马列主义学习、另一版是国际新闻。
所有的国际新闻消息都来自新华社的自动收报机。
报社编辑们要安排“调查报告”
，但不是杰克·安德森所做的那种调查报告，而是关于上海第一商业局如何坚持毛泽东思想学习之类的报告。
有时编辑们会一直等着一幅西哈努克亲王结束对越南访问回到上海的照片，而将晨报拖到下午（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才发。
编辑们是否有义务披露官员们所犯的错误呢？“当然有。”
从会议桌的另一头传来了王春兰的回答。
那么，《文汇报》如何反映最近北京所发生的斗争呢？“对此我们不太清楚，”
王春兰微笑着说，“我们无可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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