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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新面貌的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和其他城市举办了时装表演会。
尽管官方告诫妇女不要穿紧身服装，不要“浓妆艳抹”
，但胸罩和贵妃香粉（牌子取自一位唐代的美人）的销量还是直线上升。
一位政府官员甚至谈到“曲线美”
。
1956年5月开张的一家服装店有3000种春装供顾客挑选。
北京的播音员大声宣布：“树木长出新芽，花儿绽开笑颜。
人人穿着鲜艳的春装，与这美丽的春天媲美。”
而实际上所有男人仍穿着“解放装”
，许多人在新衣服外面再罩上旧衣服。
胆小的人把目光朝“五一”
观礼台上扫去，希望找到鼓舞他们的迹象。
但毛主席和他的同僚们都穿着旧式服装。
他们更像是坚定的革命者方阵，而不是绽放的花朵。
德国的摄影师沙尔玛·培伯尔是几个承认红色中国的西方记者之一，他是慕尼黑图片杂志《快速》的职员。
为了报道一支西德足球队的莫斯科之行，培伯尔申请了一个签证。
当得到签证时他怀疑地发现只有一个限制条件，不得拍摄军事设备。
在中国，他从广东到东北漫游了10个星期，采访中国人，拍摄下他看到的一切。
在北京的5周里，他与16个朝鲜停战后选择留在红色中国的美国战俘中的10个见了面。
在人民大学——他们在那里度过了3年学习中文的时间，他被允许拍摄照片。
培伯尔发现这些人想家了，每个月他们将获得中国红十字会给的40元生活费。
他们称赞红色中国的优点，看起来决心在这里一直待到“国内政治气氛变了”
为止。
在微笑地骑脚踏车人中，3个美国人和1个同行的苏格兰人坐着一辆三轮车在北京的长安街上逛。
这些人在北京可以自由走动，但受到红色政府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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