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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土的总面积比美国50个州的总面积稍大，在美国侦察卫星的镜头下，中国的一切暴露无遗。
然而在世界上众多的国家中，数中国最为神秘，其神秘令世界好奇。
……
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个很容易理解，另一个则让人吃惊。
第一个答案是美国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因为中国非常神秘，从而掩盖了一些事实，让人捉摸不透。
另一个让人吃惊的答案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除了有可能比不上苏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
一个在中国研究了20多年中国问题的专家说：“‘汉学’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现在美国有10个比较大的和50个比较小的学术中心在研究中国，约有5000万美元的私人捐款最近用于这方面的研究。”
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已成为美国政策演变中不可缺少的基础。
为了取得必要的资料，做出现实的分析，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的专家们都在利用大量各种各样的公开和非公开资料。
美国最大的领事馆位于中国香港，在那里有一个翻译组，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中国期刊，有些期刊还是从偏远的地方偷运出来的。
北京的电台广播以及其他一些内部电台的广播，都在美国设在中国周边的先进侦听设备的监听之下。
无人驾驶飞机、高空飞行的U—2飞机和卫星照相记录下公路、铁路、钢铁厂、油井、核工厂、导弹射击场和军队的行动。
他们很早就预报了中国3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
这种围观者的心态在《时代》杂志以及后来的《新闻周刊》的字里行间弥漫，到处都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世界，有关中国的信息量如此之大，以致政府和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去梳理和鉴别这些资料。
这就是他们分析出来的中国的方式。
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分析方法包括认真阅读中国的报刊，主要是两报一刊，他们会从上面领导人的排位来分析出领导人的地位以及政治动向。
他们甚至会认真地分析一些中国人甚至也不在意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字眼，或者公报中的部分说法，这些美国人就从与我们一起所看到的报刊与宣传中，推断一个他们所要认识的中国。
比如他们会从报刊上毛泽东的出现次数来判定他是否得病了，而数个关于毛生病的不实的推测就在这些报刊上出现。
以至于中国与西方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互动，一旦有这样的猜测出现，中国方面必然会安排这位领导人在公众中出现一次，比如让毛接见一位无足轻重的来访者，而邓小平的复出也是如此，他在被打倒的一年后，突然出现在了一次宴请中。
这些就是美国人描述的中国政治，以及他们认为的中国故事。
而现在，美国人了解中国显然比以前容易多了，互联网打开了这扇窗户。
现在的问题是，关于中国人的信息浩如烟海，突然扑面而来，这反而增加了他们寻找有效信息的困难。
因为更重要的信息与情报被淹没了，他们必须要找到相匹配的方法。
但显然，我们仍然可以从这几家主流的美国媒体上看到仍然是误解或者可以卖出大价钱的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
。
这使中国读者非常不能理解，甚至部分地导致了他们对这些媒体的不信任。
奥运期间的，就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标靶。
但形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则在于“那些编辑和选取这些新闻的人只不过是服从于他们这个行业里的市场原则，越负面，越有人看；爆炸性新闻是最有市场的；好消息等于没有消息。”
“很多中国城市居民对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感到比较满意，不会成为帮助报纸热销的头条新闻。”
这个由美国著名学者罗德所讲述的关于西方的媒体对于中国的想象与报道模式，代表着美国主流媒体的基本价值观。
一切首先得是卖点，然后才是政治的平衡。
从一本或者更多的美国报刊里发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我优越感，以及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嘲讽或者居高临下的偏见，在《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生活》的字句里，俯拾皆是。
他们描述中国的态度带着冷战时代的政治见解，甚至误解。
这些媒体在20世纪60年代的语辞充满着意识形态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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